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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

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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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

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

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

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

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

1　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

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

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

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

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

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

中。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热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

8　亿农民缺乏医疗保障体系、而城

镇居民的医疗权益也岌岌可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

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美国人生了病怎么办？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美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

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帐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

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帐

单压死。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美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体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

人诊所），个人。可以看出，这是个

“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

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烂打？当然没有

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发烧友，保险公司避之不及，就把他们推给

了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其中最大的两个：MEDICARE　和

MEDICAID），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极度贫穷的人提供医疗保险。

实际上

2000　年美国只有

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它的医疗支出则来

自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

GNP　的

13％左

右。

这样看来，在美国生病不是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年轻时，有保险公司撑着；年老时，有

政府撑着。市场和政府这么左扶右搀着，群众就可以放开手脚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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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描述的这幅图案这么美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幅美好图案当中还有还多裂缝、

漏洞和污点，正是因此，医疗保险制度在美国也是一个激烈地政治斗争场所。

正如在中国，美国也有很多个下岗工人，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这些人可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