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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幸好这次高范两位没有受到牵连。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驰往前门外的警察厅侦缉处。

这个侦缉处是北京城内著名黑暗的捉人机关，处长高某是跟随曹锟多年的马弃出身，能

直接向曹进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谈吐举止粗野不堪。看来，他似乎不识几个

大字，更不懂甚么叫法律；而满面烟容，显然是一个吞云吐雾的老手。副处长姓张，是个六

十开外的老头儿，与高某比较起来，谈吐文雅，容态慈样，倒像一个读书人。那高某把他当

作“绍兴师爷”有点颐指气使；不过对于他的意见，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为高某自己

实在太无用，不能不依靠张老头儿的笔墨。因为重视我们这个案子，正副两处长亲自来审讯。

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驻守铁路总工会的两位干事。彭永和是学生出身，

主管收发工作，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在总工会中管理庶务，经常是伙

夫装束。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我们五人以我的情节最重。他们首先

将一副九斤重的对付死囚的铁镣将我双脚扣住；关在一个侦缉班的屋里。其他四人则分别囚

在别的监房。

审讯由当天正午开始。他们着重问的是有关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

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炸爆炸了，但

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

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

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

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

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十二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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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

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

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

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

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

“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

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

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

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反正是该死的。现

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

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

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是不

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

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