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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如此弃本求末，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结果必然是既不能爱人知物，也不能珍惜自己。一旦遇上风邪之气、非常之疾便无法抵挡，当病患在身时方才震惊。然而由于平时对医学无知无识，此时便一心企求巫祝祈祷。将百年之寿命，宝贵的生命，委付于巫医，任其摆布和玩弄，自己却只能暗自悲叹。至于身死之后，变为异物，被深埋进土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荣华富贵呢？　。。

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2）

这些饱含唯物思想的言论，既针砭了重名利、轻养生、弃本求末的时弊，又揭示了信巫不信医的恶果。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这些观点也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们平时即使没有患病，也必须学习和掌握一些医学基本常识，以便有意识地调养身心健康，一旦有疾也便于主动与医生配合，增强医治效果。

◎医疗科学与巫术迷信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医生与巫师都是同一种身份，医学与迷信的较量从来没有断过，特别在传染病广泛流行的所谓“大疫”期间，其较量也就更加直接。

“大疫”即是大面积的疫情，一般为恶性传染病，随之而来的，常常是人口大量死亡，接着就是田地荒芜，经济衰退。在古代可以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能对付这种“大疫”。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求助于鬼神。于是古代就有所谓驱除疫鬼的仪式，也有向神灵祷告的祭礼。儒经《礼记？月令篇》说，人们假如不按上天的意志办事，该秋天办的你春天就办，就有大疫发生。所以在汉代，即使大科学家张衡，在一次大疫来临的时候，也要求当时的皇帝，要“取媚神祇，以求多福”。一般的臣子，则往往依据当时的礼仪，要求皇帝检查自己的行为，看有没有不合天意的地方，以修饬自己的德行，平息上天的愤怒。

祈福之后疫情就会好转吗？当然不会。因此，后来的医学就逐渐脱离巫术，独立门户，并且与巫术进行较量和斗争。汉代以前，我国医学已经有了分科，著名医学家仓公认为：“信巫不信医”，是疾病不能痊愈的六大原因之一。仓公的话，成为后世医生们的格言。

在汉代，人们虽然相信大疫是上天降祸，但在大疫期间，医药仍旧是对抗大疫的主要手段。汉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赐棺木”；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疫疾，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建宁四年，“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自汉代以后，每逢大疫，中央政府派遣官员督导医疗，已经成为常例，求神活动已经少了很多。到了唐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柳宗元在谈到《礼记》中大疫是上天降祸的内容时说，这不过是那些巫婆神汉的言论，不是圣人的教导。此后的历史记载，虽然遇到大疫，民间求巫拜神的事时有发生，但由于神巫不断露丑丢脸，往往成为有识之士嘲笑的对象。元末明初思想家谢应芳在《辨惑编》中说，天历年间大疫，家里人和亲戚们都病倒了，但他们“务求医药，不事祈祷”，后来大都活了下来，而那些求神保佑的，几乎都死掉了。巫婆神汉们自己的死，就是对巫术效果的最好说明。于是陶宗仪问道：“然则俗巫岂足恃乎？”

明代俞森作《荒政丛书》，对付大疫，被列为重要的一条政策。在同疾病的斗争中，人们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办法。明代副都御史虞谦在督运木料时，民工中大疫流行。他令民工“散处之”、“疫遂息”。这是简单的隔离措施。

用医药对付大疫，在第一线的当然是医生。南宋初年，在著名的海州抗金战役中，战士中发生了大疫。名医王克明当时在军中。由于他的及时治疗，“全活者几万人”，即差不多有一万人。

古人也不断寻找着对付大疫的方法。明朝末年，医生吴有性根据自己长期在疫区工作、治疗病人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温疫论》。

总结两三千年中我们的前人和传染病斗争的经验，惟一可信的就是医学，对付疾病只能靠医学。而所谓靠医学，不是说依靠以前的医学结论就够了，而是说，靠医学那经过千百年实践所总结出来的探索精神和寻治手段。这是前人付出了多少精力和生命的代价才取得的教训，更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的格言。

3．战必选将，疾当择医

“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史记？高祖本纪》），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善于任将而闻名的汉高祖刘邦的名言。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