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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几乎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布迪厄自己也并不讳言自身存在的“贵族”倾向。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95～96页。

与布迪厄偏重从理论层面对文化资本的差异如何导致阶层文化品味区隔所进行的分析不同，美国社会学家甘斯的目标则在于“为什么高雅—流行文化的区隔被提出”以及“区隔之感是怎样仍在制造经验感觉的”，因此他更注重的是对美国社会各阶级文化及群体亚文化的差异进行一种现象上的类别描述。在甘斯看来，所谓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论战并非仅关乎高雅与流行文化，它其实是关于美好生活的本质的论争，特别是关乎哪种文化以及谁的文化将成为社会主流的论争。它体现的是一种阶级冲突：有文化者反对无文化者，受过教育者反对没受过教育者，专家反对外行，资本充足者反对资本欠缺者。甘斯有意强调自己之所以不用在欧洲社会学与政治学术语中通行的“大众”（mass）一词而是采用“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概念，目的即在于避免该词语所包含的贬义，因为在欧洲，“大众”常用来描述贫穷的与没有受过教育的阶层，而“流行文化”则更具中性。Herbert　J�　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4～5�甘斯将趣味文化分为五种：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上中层文化（upper�middle　culture）、下中层文化（lower�middle　culture）、下层文化（low　culture）、准下层文化（quasi�folk　low　culture）。Ibid�；　pp�95；　19�他认为，布迪厄在研究法国社会时所发现的事实——对高雅文化知识的熟悉与实践是对法国精英从事这类工作的根本的文化资本要求——对美国精英而言，并不存在。所以布迪厄的理论不能被照搬来分析美国社会。

布迪厄的研究是以20世纪60年代的资料为基础对法国社会阶层做出的分析，那一时期正是战后西方各国经济普遍繁荣发展的时期，这种繁荣造成法国各阶级间原先明显的差异大大缩小，以致“阶级消亡论”的观点在法国社会盛行一时。丁骥千：《法国社会阶级差别的重现》，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不过，布迪厄并没有赞同此一说法，他以大量的调查材料说明，在法国，阶级仍然存在：品味是判断你属于哪一阶级的最佳尺度。因为品味体现着文化的高贵性，它强调社会中的行动者对经典艺术的欣赏与掌握能力，这就需要对高雅文化的一种稔熟，它暗示着人们需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大量的时间与经济资本的投入。因此，你对精英文化的崇尚程度，你欣赏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你能否领略画家、音乐家的艺术感染力，你每年参观几次艺术展览、听几回音乐会而不是歌星演唱会，你读不读学术著作，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身体，你的服装风格、家庭装潢风格、饮食偏好、旅游目的地与方式……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你的品味高下。品味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即在于个人与生活必需品的距离。因为就社会阶层的层面来说，对奢侈品和必需品的趣味差异而不是其他，才真正体现出阶层间的不同。正是基于这一点，布迪厄才会说，你拥有多少经济财富，并不代表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你对合法文化亦即高雅文化作品的鉴赏能力，才是你阶级地位的最佳说明。Bourdieu；　op�　cit�从布迪厄对品味的特别强调上，我们不难看出，它已经暗示了一定的经济能力，故而，对品味的强调，足以证明讲求品味者与暴发户之间的距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媒体与商家挠到了处于刚刚兴起的、处于上升阶段并急于证明自身社会地位的中国新中产阶层的痒处。

中国中产阶层的文化生活（1）

在大众生产和消费时代里，我们几乎随意就能观察到社会分层与文化实践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周怡：《文化社会学的转向：分层世界的另一种语境》，北京：《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新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它所追求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所崇尚的文化消费，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

“中产是一种生活方式”

其实早在20世纪前半期的老上海，对品味的强调就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