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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命呜呼，此时的商王朝实际上已经外强中干。帝乙死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商纣王。

末代帝王都是失败者，而失败当然是有原因的，中国人习惯都把他们脸谱化。不少人以为，纣王是因为贪酒好色、昏庸无能才亡国，实际上可并不是这样。纣王年幼时就思路敏捷、聪明过人，长大以后更是锋芒毕露、文武双全。出众的才能，曾让帝乙在内的殷商统治阶层对他寄予厚望。只是超群的能力下往往掩盖着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一致命的弱点，最终让纣王众叛亲离，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纣王的失败，固然是因为他荒淫残暴、倒行逆施，但更多的却是历史的必然。真实的帝辛残暴而已，却并不糊涂，在挽救殷商政权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即位的第二年，纣王就对岐山采取怀柔政策：“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史记&amp；#8226；殷本纪》），将姬昌封为三公之一，在商代是地位仅次于商王的最高一级爵位。第四年又来硬的一手，在今山西省长治县附近举行大型军事演习（“四年，大蒐于黎”——《竹书纪年》）。

可就在这时，商的后院又开始起火——　“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　（《左传》）。

东夷叛乱，是当时商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这边纣王不得不打起精神对付东夷，那边姬昌却抓紧时间壮大自己。从个体人才的吸附，到后来各种武装集团的整体投奔，岐山的势力呈加速度向前发展：“二十一年春正月，诸侯朝周。”（《竹书纪年》）——这是岐山首次公开接受诸侯国的朝拜。前来朝拜的诸侯国首脑中，应该就有巴方蜀地的“友邦国君”！

把商王朝丢在一边，却去朝拜它的一个属国，这种另立山头的做法简直是大逆不道！商王朝迅速做出反应，于帝辛二十二年冬又“大蒐于渭”，在渭水边举行了明显针对岐山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一结束，商纣王就将姬昌带回朝歌，软禁在“羑里”。

羑里在朝歌城南，今河南汤阴附近，姬昌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时光。七年中，姬昌韬光养晦，精研易经，一幅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样子。也许是被姬昌的表演迷惑，也许是为舆论的压力所迫（“诸侯皆从之囚”——《左传》），也许是考虑到西方的长远稳定、需要先稳住岐山，而更大的可能是七年后纣王的苛政获得暂时的成功，自负的他误以为岐山从此不足为患……总之七年后，当姜子牙等人找来美女、宝马、珠玉行贿，姬昌也承诺献出“洛西之地”时，纣王竟欣然赦免了姬昌。

姬昌一回国，不久就接受“天命”，自称文王，因此公元前1056年也叫“受命元年”。树起旗帜后，文王开始全面进行灭商的战争准备。前1055年伐犬戎，前1054年伐密须，巩固了西北后方。之后，文王挺进中原，征服黎、邗、崇等国，一步步渗透到殷商腹地，最终完成了对商王朝的战略包围。前1051年，姬昌迁都于“丰”（西安附近）。等安排好这一切，97岁的姬昌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王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

文王虽故，但伐商的战车却越驶越快。三年之后的公元前1048年，武王在黄河北岸的“盟津”与其他诸侯国会盟。这次会盟盛况空前，“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与会者大都是关中地区的军事集团和西南方向的巴蜀各国。

现在看来，“盟津观兵”显然是武王对盟国的一次试探。巴蜀之师虽联络已久，但是否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姬发心里没有底。姬发将文王灵位摆在战车中央，自称“太子发”，意思是秉承文王遗志。联合军事演习结束后，疑虑消除了：“八百诸侯”不仅步调一致、士气高昂，而且跃跃欲试，纷纷请命武王举兵伐纣。出人意料的是，武王却下令班师。

“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史记&amp；#8226；殷本纪》）

既然巴蜀之师值得信赖，武王为什么不趁机东征朝歌呢？也许吴越一带　“翦商”火候未到，殷商的实力还没有消耗到临界状态。或者文王刚死，武王的威信尚未巩固。不过，经过“盟津观兵”，武王的领袖地位已得到确定。

大爆发前的宁静，令人窒息。历史和地理，总是在不经意间互相纠缠——狭长的关中平原，就像一条深入母亲体内的产道。西有氐羌、南有巴蜀，为新生的西周文明提供不绝的滋养。短短百年间，这股力量迅速成长壮大，即将瓜熟蒂落。腥风血雨中，他的诞生会迎来一个清明世界、朗朗乾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