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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内容论及这一群体，如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忻平著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但关于上海中产阶层的整体性研究至今尚未出现。中产阶层作为一个被忽视了的社会群体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今天，我们对20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层的关注并非源于一种怀旧的时尚，而是出自以下重要的原因：就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而言，早期中产阶层研究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弥补中国20世纪中产阶层研究的历史空缺，使今天的中产阶层研究建立在一种对历史变迁的宏观把握与历史经验的多重观照之下，通过一个更长的时段去获取历史比较的深刻认知及其有益借鉴，而且还在于这一研究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中产阶层成长的特殊类型和个案，从而丰富东西方有关中产阶层研究的多样性认识。连连：《20世纪前期上海中产阶级的发展模式与群体特征》，杭州：《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第31～32页。可以说，上海中产阶层的研究构成了全面揭示上海现代化进程及20世纪上海社会变迁内在关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近代都市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形成（1）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不是一个产生于传统城市基础之上的都市，而是随着近代开埠因商兴市、以商立市而崛起的城市。作为中国近现代经济、文化中心和政治重镇，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和碰撞，使上海近代城市的发展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殖民侵略等多重关系的冲突、对立、纠缠及转化的矛盾运动当中。这使得上海的城市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特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市三治，行政多元，法律多元，人口多元，文化多元，道德多元，在世界城市史上，尤其引人注目。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序言第2页。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取决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作为一个三方政权并存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的非统一主权城市，上海的割裂状况直接影响着它的城市发展和社会整合。但是租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特殊的庇护作用，又使得西方先进的市政管理模式及方法能引入租界并即而为华界地区仿效，使其很快进入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租界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先进的基础设施、技术设备以及制度示范，加之生产要素、经济要素在上海与国内、国际间的流动不受行政地域的限制，使上海成为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在中国的首选之地，近代工商业、金融业、公用事业、房地产业以及教育事业等在此率先出现。此后上海经济的发展很快取得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它不仅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大量的资本和工商业，而且还汇集了中国最精明能干的企业家、金融家和商人；不仅拥有国内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员工，而且还建立起国内最先进的企业制度。这种后发生型现代化一方面带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被强加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却也促成了因其生存挑战而作出的被动回应。其初始动力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外部，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城市自身已发展出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从而弥补了前现代城市中所缺乏的动力。忻平，同前引书，第29～31页。　此时的上海已是有380万人口，中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200余家，进出口贸易占全国半数以上，专科以上学校达30余所，中外报馆多至百余家，独步远东商港及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上海市年鉴》1937年（上），上海：中华书局，1937，（总）1。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在：其一，社会异质性的增加，新的社会阶层、阶级与群体出现；其二，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导致社会关系失衡。从晚清到1927年间，传统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高度重合的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组织瓦解，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明显弱化，其政治整合能力大为下降。在解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的社会结构的重建，及至1927年已经基本完成。上海社会出现了由官僚、绅士、买办、民族资产阶级中地位、身份、收入显赫者所构成的上层和由小商人、小企业家、小店主、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中层以及由工人、苦力等构成的下层之间的分化与重组。

上海移民城市的特质以及由社会分工带来的职业分化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