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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加入，对于促进政治参与和维持社会民主是必需的。

发展电子民主，增强政治沟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计算机及网络在中产阶层的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在政治生活出现了电子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王向民：《电子民主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137～155页。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代议制的不足，草根式的电子化的民主表达更为直接，也逐渐具有影响力，在“孙志刚事件”废除收容制度、“刘涌案”的改判、哈尔滨“宝马案”、西安“宝马案”及最近声势浩大的对日问题网上签名等等都显现出“电子民意”的威力。

网络的超时空性特点可以摆脱代议制民主对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在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广泛地关心讨论问题。因此，人们利用电子民主可以进行政府上网公开信息，扩大民众对政策的了解，可以加强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沟通政府活动和民众需求，可以就大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非正式的辩论，可以通过在正式的途径上展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咨询和协商，也可以进行网上投票的实践。近来网上举报在司法机关获取犯罪线索上也有重要进展。

政治人的培养

在这个方面需要对公民进行政治知识教育。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逐步纠正了公民的政治知识偏重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但由于宣传教育的力度不够；使许多公民对现行的政治制度、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何与人大代表联系并通过人大代表向决策部门反映意见、什么样的意见能够进入决策部门等政治知识仍是模糊的；而这些政治知识是公民正确、有效地参与政治所必须具备的。同时需要增强公民参政意识；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不良影响；摒弃个人崇拜思想，普及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律等现代政治意识；引导公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要注重职业政治人的培养尝试，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增加专职人员，提高参政者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

1949年前的上海中产阶层

始于19世纪40年代开埠的上海近代城市史，是一部上海现代化的发展史和社会转型史。这种在外力冲击之下生发的对现代化的内在追求和努力，赋予上海现代化以独特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由不断分化到不断整合所呈现出的多元势差结构，集中体现了后发生型现代化的典型特征。虽然其社会转型至1949年并未真正完成，但就其现代性而言，上海仍具有最为成熟和特殊的个案意义。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　（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7～29页。今天我们回顾上海百年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上海的研究几乎与开埠以来上海城市的发展同步展开。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研究的持续升温，大量学术成果的问世，上海研究（又称为上海学研究）已成为有丰厚积累的国际显学。熊月之、周武主编《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研究者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上海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阶级，而对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人数达20至30万之众对上海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中产阶层却给予了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与上海中产阶层研究直接相关的论著有：Wen�Hsin　Yeh；“Corporate　Space　；Сommunal　Time：　Everyday　Life　in　Shanghai�s　Bank　of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February　1995；　Xu　Xiaoqun；　State　and　Society　in　Republican　China：The　Rise　of　Shanghai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1912～1937�Columbia　University；1993；　Lien　ling�ling；　Searching　for　the　New　Womanhood：　Career　Women　in　Shanghai；1912～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　2001；岩间一弘：《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情况》，《史林》2003年第4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另一些文献和论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