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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海关的负责人也和赫德一样具有准外交官的身份，而海关的中方雇员则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务员。1875　年时各地海关共有400名外籍雇员及1400名中方雇员，到了1895　年雇员总数发展到了73500　名，其中一半以上的外籍雇员为英国人。总而言之，赫德主持的中国海关是条约体制中的核心部分，不管如何评价这些条约对中国的影响，赫德等人的工作均为其中最具建设性的。

随着通商口岸的发展，国外的先进技术也逐渐传入了中国。1869　年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旅程缩短了一半。1870　年至1871　年，海参威、长崎、上海、香港及新加坡都铺设了电缆，可经伦敦到旧金山与全球进行电话通信。这样中国便与世界经济联成了一体，随全球的物价波动、危机起伏及外国竞争而同步运作。19　世纪后半叶，由于世界银产量的增加，各国纷纷采取金本位制，受其影响中国银价亦一再下跌乃至最终废止使用白银。中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将关税固定在5　％左右，但在物价上涨后关税有所降低，中国的进出日商品从通商口岸进入内地时要多交一半的转口税，但同时也免去了厘金等国内产品须交的税金。同样，外国进口货物时亦可多交一半关税作为“到岸税”，这样就可以免去其他一切税款。这些措施妨碍了中国政府实行保护性关税，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使得本国商人在与洋商竞争时处在不利的地位。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并未能为外商提供预想的理想市场，这对做着黄金梦的欧美商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挫折。到了1890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不过50000万英镑，还不如某些小国，并且已经被日本迎头赶上。贫穷、自给自足及封闭保守无疑是中国贸易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但英国的商人却将之归结为满洲官员从中作梗、设置转口税及阻碍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等原因。

鸦片进口与茶叶出口贸易均于19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随后很快就衰落下去了。从1858　年到1860　年，通商口岸的鸦片生意受到法律保护并向政府交税，1879　年进口量更达到创纪录的8　。　7　万箱，但此后由于中国国内鸦片产量猛增，市场趋于饱和，鸦片进口也随之锐减。与之类似，出口到英国的茶叶销售量起初由19　世纪30　年代的30　阳万磅增加到80　年代的1　。　5　万磅，但随后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占领了英国市场，中国的茶叶出口也随之一落千丈。印度采用集中资本大规模庄园种植茶叶的方法，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并且免交出口关税。中国则仍采用小规模的个体种植方式，由于茶叶贩子经常在茶中渗假而难以保证质量，并且还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中国茶叶的竞争因此而大打折扣。就连中国的老牌出口商品―　丝绸，1900年以后也渐渐一撅不振，因为欧洲和日本已采取科学的养蚕方法、机械化的缥丝工艺及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使得本国丝织品质量稳定，产量亦大大得到提高。总而言之，清政府无法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领导并管理本国的商业活动，因而在经济上渐趋没落破产。

中国长江流域等地生产的棉花支撑着当时庞大的手工业生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890年，中国对棉花进口的需求一直不大，远远低于英国所预期的数字。倒是印度从英国进口的绵纱从1872　年到18　90年的八年间增长了2O　倍，这是因为机纺棉纱比手纺棉纱产量提高了80　倍，而机织棉布比手织棉布的速度只快了三倍。这样，国外的廉价棉纱沉重打击了国内的纺织业，但却为当时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外贸对19　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种种意见不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机器化大生产会对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生产造成破坏，但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毕竟与完全殖民化的东南亚地区有所不同。而且，茶叶与丝绸出口受到打击后，中国又开始出口植物油、桐油、猪鬃、皮毛及大豆等农产品，这些也都是通过廉价劳动力或小农经济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

买办、金融家与实业家

洋教士与中国士绅势不两立，但中外商人彼此却需要对方。先前广州的行会商人原为洋商与国内市场的主要中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买办逐渐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不过，行会商人是政府授权的传统型商人，而买办却是受雇于洋行并为之服务的合同雇员。这些人为中西之间存在的文化、语言及制度差异搭起了桥梁。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唐廷枢，他和大多数早期买办一样来白广州，幼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