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页)

传统的战略方法：主将出阵，家丁护卫。其他兵卒胜则蜂拥而上，败则部队瓦解。当刘綎到达辽东战场时，携有家丁736人，最后与之同殉难者竟有其“养子”。

努尔哈赤见到明军燃点火炬，夜间行军到达攻击准备地点，即利用满军骑兵之机动性，无时无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暂时的数量上之优势，遂行各个击破，实际以攻作守。终全战役，其都城已极少之。守军防御，有时无守兵。

明军攻势可谓“外线作战”，显然以敌都赫特阿拉为目标。但此时努尔哈赤如采取被动，明军可望合围，否则即集中兵力兼程猛进，不顾对方野战军之出处，先以雷霆万钧之力夺取此牙城，亦或小其包围圈，亦应向各主将剀切表明统帅企图，指定中间预定之到达线。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歼灭敌之野战军，更当加强纵深配备，注意侧翼行动，不能赋予某路任务为攻奴酋之某一面。仍可奏效。再不然则依赖数量上之优势，不计时日，各路稳打稳扎，一面以守作攻，逐渐缩小战线。

从军事眼光看来，杨镐之攻略计划几乎鲜成功希望，做统帅的没有遣派搜索部队，敌情始终不明，也没有指明左翼为主攻、右翼为辅助，仅仅平行并进，四路主将各不相属，战线广袤300公里，自部队开进后主帅即失去掌握，至兵败之后，杨镐始悉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努尔哈赤这边却稳杂稳打，全心全意打这场仗，面对明军四路围攻，努尔哈赤不鎞不抗集合八旗兵力，打歼灭战。首先，以八旗精锐迎击欲立首功的明军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日，双方对峙在萨尔浒山。努尔哈利用杜松派兵袭击界凡之时，猛攻萨尔浒明军，明兵溃败，勇而无谋、刚愎自用的杜松战死。接着，努尔哈赤将兵北至尚间崖，击败马林部，马林逃往开原，叶赫兵仓惶撤退。这时，努尔哈赤回师南下，诱敌深入，在阿布达里，围歼刘铤东路军，刘铤阵亡，姜功烈所部朝鲜兵投降。杨镐闻知三路军惨败，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努尔哈赤用了5天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明军文武将吏死者310多人，士兵身亡者45800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此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兴亡的关键一仗。当年六月，后金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努尔哈赤由防御转入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开始全面崩溃。

在明军战斗方面，北京政局亦影响杨镐之决心。此时明帝已多年不临朝，奏折留中，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补，内阁大学士只有方从哲一人，此人成为众怨之尤，被攻击指摘而无余力，希望能迅速立功。为了建功他曾“发红旗日趣杨镐进兵”。使本来就没有胜算的主帅更加失去掌握，政局不稳，将士在外打仗也困难重重。

满方将领亦亲临前线，但他们专恃骑兵，组织单纯。在战斗中，不仅努尔哈赤亲率坐骑一千独当一面，而且其子皇太极、大贝勒、侄尔阿敏台吉也上场杀敌，引兵打仗。

在内忧外患下，明军很难有大的作为，几乎节节败退，场场阵亡，杜松与刘綎已在当年四月死于战场，马林亦于3个月后捐躯，明军主将4人已失其3，仅有李如柏始终未遇敌，但在战役之后数日即为监察官纠劾。只因李如柏之父李成梁绾兵符于辽左时，努尔哈赤之父及祖为明军误杀。李成梁因努尔哈赤年幼，视之如子侄，给予赡养，是以努尔哈赤与李如柏有兄弟香火情。因此李如柏在战争中仍被怀疑，“何以三路之兵俱败？何以如柏独全？”或许存在通敌嫌疑。当时明帝仍未置可否。但一年半后辽事战情更坏，此事再被提及时，李如柏为明志，自杀而亡。

主帅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但明廷却仍“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但旋踵之间既失开原又失铁岭，杨镐终被拘押。此人在狱10年，但是并不死于万历朝，也不是死于泰昌天启朝，而于1629年崇祯帝治下弃世。以后继杨镐曾为经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于战场。死罪之中的熊廷弼不仅咎在主持辽东军事，而且因其地位，触发而加紧明末北京之党争。

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砦战事失利消息传至北京，都城米价立即陡涨，有识者已预料围城。虽说以大明帝国尚能挣扎四分之一个世纪，虽说努尔哈赤蔑视火器，以后尚要在宁远战场负伤死，但明朝之厄运已无可挽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619年它已度过生死存亡中的一个转折点。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明一朝的弱点无情的暴露。

这场仗是使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