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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结果城破被杀，接着后金又战领一堵墙、碱场二城。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但使“全辽震动”，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就连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必须采取政策抵御。

明朝为了安定辽东，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压灭他的气势，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8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1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这样的军队实在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当时民心涣散，将帅追求安逸，无人有心恋战。

在众人不愿出战时，明朝勉强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綎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九个多月的准备，到了1619年的4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2万3千名朝鲜兵，总共有27万余人，号称47万大军。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努尔哈赤。经过数月的筹划，于次年2月，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会师赫图阿拉。

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綎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但是努尔哈赤已经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只派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綎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10万多人，而后金只有6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綎、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3万人对付杜松的8万人，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明朝大军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其实质上不过是些临时拼凑起来的散兵，因为没有重视后金的实力，加以纠结蛮荒之地的虾兵蟹将，以为自己远不消几刻的功夫便能搞定，派兵出战已是不错，没有考虑到努尔哈赤精兵养战知己知彼，欲与明朝决一死战的决心，忽视了他们的实力，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衰败和伤亡，明军在这一点上毫不知情，他们从未与后金交战过，不清楚他们的实力，也不了解他们的战术，虽然气势浩大，但是缺乏对敌深入的了解，努尔哈赤这边确实准备多年，对明朝军队的部署，战略了如子掌，若如明军以前的打法根本伤不了他分毫。

杨镐等人的战略策略是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及刘綎各称“主将”。各自出发到达城堡地点，但却未指明每路军之攻击目标，只称其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马林原定由三岔儿堡出边，但经请呈改由靖安堡出，但攻击发动之前夕，马林又请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儿堡出，亦经批准，因此日后马林两路遇敌时，彼此相去不过数公里，但为浑河阻隔，杨镐未派前锋，未控制总预备队。但明军后方重镇如辽阳、广宁仍有专将专兵把守。

明军缺乏参谋业务，只依袭故智，一面夸张兵力，一面构成张布罗网、四面合围之形象，希望对方未战先怯，望风瓦解。但努尔哈赤久经征战，何以能吃他这一套。明军纠集之兵员五花八门，出自南北，征派者有之，雇募者有之，此在统治管理上发生无数问题，况且千里裹粮，已经及其劳惫。难以作战，而且从其装备看来，此远征军准备以诸兵种协作之姿态作战，但从战役过程中之记录看来，其兵员甚少经过这样的训练。杜松与刘綎均以个人之武艺驰名，所恃者仅“家丁”。可见得其未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