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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菜,不是说栽深了就是说栽浅了……反正不管我做什么总是一无是处。
你说就说吧,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反正我不理你。可是不理也不行,她一开了口就无休无止,越说越上火,越说越难听,而且还由东扯到西,由南扯到北。不管我怎么解释忍让她都不依不饶。这样,我以人格为代价添置的两件新家俱带来的一点喜气早已荡然无存,家庭生活仍然难以安宁!
听说女人天生嘴巴多。尽管我感觉正秀的嘴确是多得过份了点,有时几乎闹得人不堪忍受。但我同时觉得,她的嘴多也仅仅多在嘴巴上,并无其他过份的举动,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出格的要求,而是唠唠叨叨地一直与我患难厮守……。我知道,她是不肯轻易舍弃这个穷家呀!而且,她的唠叨从未离开吃苦耐劳、勤俭治家的主题,说明她对我没有二心!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我理解妻子,更深知责任重大。但我实在无能为力改变现状啊!我有什么资格去计较妻子的“嘴多”呢?
我整天面对妻子的哀怨,看着家道的贫寒,终日在压抑和忧郁中苦熬。不久我突然发现我得了一种最难启齿的病—阳萎!我顶着男人的悲哀,心里充满焦虑和恐慌。我暗暗地四处求医问药,可是用了多种方子,毫无效果……。我难道就这样被废了吗?我还年轻啊!来日方长啊!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之三是对还是错
林如春书记不愧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领导。一九七二年他与我第一次在总场见面,面对一个下级的抗议,他不但不怪,反而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当面对我作出事后调查的承诺。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官场的托词,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哄走。事过之后,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七三年上半年的一天,林书记来水塘头检查生产,见了我老远就叫:“金成,你过来一下。”
我感到吃惊,事隔数月,他居然还能直呼我的姓名。我放下手中的活,走了过去。他站在路边既严肃又认真地说:“那次汇演的事我了解了一下,错怪了你,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通过这件事,党委对你也有了一些了解。上上下下对你反映不错。好好干,党委会考虑你的问题。”
一位新来不久的总场一把手,能对一个弱小者如此负责地平等相待,我由衷而生敬佩与感激。
这年双抢刚过,总场组织了一百多劳力在水塘头修一条过山渠道,并委派我到工地食堂管伙食。这是我到南山以来第一次被重用。我当即感到,林书记曾说党委会考虑我的问题,不是在糊弄人,而是真心实意的。尽管是临时的安排,我仍感到莫大的荣幸,理所当然地要把伙食搞好,让大家吃得卫生吃得满意。
四个多月下来,我灵活多样地安排菜肴,督促烹饪师认真调配口味,较好地解决了众口难调的问题,绝大多数用餐人员反映良好。在管理操作中,我十分注意节约,杜绝浪费,合理使用资金。不仅实现了“吃好吃饱”的既定目标,还节余了一笔资金,足以让全工地的一百多人大吃大喝一顿。正是因为这次会餐,一次偶然的机会治好了我的阳痿,却给我留下了至今难说是非的一庄心事。
那次竣工聚餐正好安排在一九七四年元旦。因菜多事杂,原班人马实在忙不过来,头一天就请了一位老厨师掌勺,工地还派了一位女青年帮厨。这个女青年是一位正值妙龄、性格开朗的知青,名叫刘丽。
这一天,食堂象办喜事一般。白天,杀猪宰鸡,摆桌配凳,借盘添碗……,晚上,洗肉煮肉,煎油货,洗菜切菜涮餐具……,一直忙到晚十点仍没忙完。有一个女孩在场,大家有说有笑,“打情骂俏”,忙得倒也有声有色。这时,刘丽脱掉围裙,洗了手,说是要上厕所。
水塘头只有一个集体茅坑,座落在两个居民点之间的一片竹林里。刘丽向我要了一片废纸,急匆匆钻入夜幕。
我们仍在继续干活,突然听到刘丽在呼喊:“殷间,殷间,我怕,我怕,快来给我打伴……”
在农村,女人晚上上厕所都是自己的老公在旁边做伴。哪有一个女孩子光着屁股,随便叫一个男人在旁边站岗放哨的?听到这无拘无束的呼唤,我左右为难,显得很尴尬。几位正干活的师傅倒是忙中取乐,怪声怪气地说:“快去,快去,过期作废……”
我正在犹豫,又传来她大声的叫喊。我只好走出大门,站在村前的那块空地中央大声应道:“我在这里,你不要害怕……”
我大声的答应,与其说是给刘丽壮胆,不如说是故意让全村的人都听明白,我金成是站在离厕所很远的地方,并不在她的身边。目的是要让那些多嘴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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