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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

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

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

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

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

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

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

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

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

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请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

同招待这些使者，极尽地主之谊。我们论调一致，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表示共赴国难，

抗战到底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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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还没有完全表明。延安情况，也还有点五颜六

色，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有国民革命军的，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

便帽，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有外来客人时，他便戴上；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有

红五角星徽，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抗大”讲话时，他特别戴起来出台。

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毛氏要借

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

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

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

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毛

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

这次改编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驻屯

在延安附近的红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这些军队系统不同，

地域及语言各异，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数而论，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陕北本地

人次之，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使其互相牵制。

再又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

国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

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

编人数为两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为此毛

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

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而

且对红军内部来说，可以证明他正向南京争取平等的待遇。

其实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内的一切成规。他耽心红军干部

会受到国民革命军薪给制度的影响，一次他极力鼓吹红军配给制度的优良，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