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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

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

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

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

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

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

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

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

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　0　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

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

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

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

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

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

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

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

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

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

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

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

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

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

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

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

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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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

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

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

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

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