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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

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

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

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

如果否认过去所说过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

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

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

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

由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召集一些秘密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

是经过事先选择，必须不是亲张国焘的人，而且希望参加者都能成为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

身材矮小的凯丰，是著名的米夫党徒，无论做事或写作，都显得极为低能，却自诩为党内斗

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

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罪恶，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

一些事实证据出来。也有参加过这些会议的同志，讲经过约略告诉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

凯丰之所为。

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先经过缜密的布置，将其他各班与红军干

部班分别隔离，以免红军内部情况，为外来的人所知。学校中的武器，扫数被收藏起来，以

免在斗争中，发生动武事件。红军干部班的各个单位，都事先布置了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

张闻天、凯丰，这两个斗争专家，为这次斗争的指导者，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

治部主任莫文骅，则是实际指挥人。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参加斗争大会，但他是幕后的舵

手。林彪也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其他中共要

人们，则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到我的住处，其中有人就说，这种斗

争根本不对，也有的说，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有错处，强调学习的重要。我则告以这样的斗争，

实在不必重视。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应系本于原则的政治斗争，绝不可以毫无原则地作人

身攻击和侮辱毁谤的勾当，现在他们搞的斗争，内容并不纯正。洁身自好的同志们，切不可

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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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也向来访问我的同志们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往往超越轨道，虽有充足的理

由，也不宜获得人们的谅解。譬如我本人现在处境极不利，其基本原因，是党内斗争并不是

以真理为依据，而是随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转移。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

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

解。这些成就，改变了我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有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

咎自责，无意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

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许就因为我这些劝告，原一方面军中少数支持过我的干部，如李卓如、何长工等，以

及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即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诚意检讨过去工

作中犯过的错误，不再说批评中共中央的话。但是斗争的进行，实在太离谱了，不仅这些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