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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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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

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

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

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

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

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

术上掌握这些控制，

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

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

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

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

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

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

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

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

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

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

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

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

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

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

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

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

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

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

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

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

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

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