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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

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

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

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

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

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

该切实执行。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

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

是机会主义者，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至入川纲领、甚至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

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小问题”，即无论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苏维埃旗帜

是否适宜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

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只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

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

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闻天听了我这些话，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政治问题须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

讨论。他也表示忧虑，深恐党内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见解，只劝我忍耐，不要提出引

起争论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没有任何结论。就由于张闻天这种拖延的态度，使事态

在暗中恶化起来。第三天清晨，抚边的要人们开始向毛儿盖移动，毛泽东因急于到毛儿盖去

策划北进的事，先行启程，其他中委们也在当天陆续出发，我因为尚须处理一些事件，准备

翌日前去。

就在当天早上，邓发找我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他说政治保卫军的

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

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

治保卫局人员，名以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外对干部还实

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们的安全，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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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

了巩固党对军队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

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

我听了邓发的话，心中有说不尽的反感，认为这是会使中共变质的行为。根据中共党章，

党员是因信仰主义自愿入党的，中央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现在由中央设置政治保卫局来监

视党员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统治党员的党吗？各种可怕的流弊均会由此产生，斯大林

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务系统，统治俄共，杀害几十万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数的革

命元勋。现在中共的斯大林门徒，也如法炮制，中共的前途，势将不堪设想。

我平心静气对邓发说明了我的所见。我告诉他四方面军没有政治保卫局独立的工作系统。

我们在鄂豫皖时曾研讨过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干部最大多数是党员，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

用不着派人监视。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组织，就经常注意军中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

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