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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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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
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
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
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
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
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
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
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
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
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
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
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
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
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
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
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
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
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
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