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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我军集结在独山一带休息的时候，考察了各单位的内部状况。我觉得这支军队确是

中共领导的农民队伍，它有不少优良传统，是从斗争经验养成的，但也有一些缺点。这些缺

点是旧式军队的遗风，并杂有一些土匪倾向，但有些也是由于游击战争滋生出来的。

我军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另外百分之

二十则是失业的或染有流氓习气的农村游民，其中有些是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或哗变投来。

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过好几个连，士兵中带有显煮流氓色彩的，也不过各有二三人。

我很满意这种情况，认为是有优良的基础。

营以上的干部都是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则有少数非党员。严格来说，这些入党的军事

干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红军干部的升迁，概凭战功和政治的坚定性，如一个排长要升任

连长的时候，团长须根据战功，鉴定他的指挥能力，团政治委员则须鉴定其在政治上的坚定

与否，再由师部军部核准任用。红军因经常作战，干部的流动性颇大，但这种鉴定大体上还

是适当的。

红军每个连都有中央的支部组织，党员人数由几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红军的政治工作，

以连为基本单位。连政治指导员指导党支部的工作。平时要讲授政治课，战时要鼓励士气。

有时动员全连士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

开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

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

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

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

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枝。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

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

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

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崇，他们瞧不起苏维埃，

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

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

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有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

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

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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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

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

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

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

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

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

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