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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
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⑩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
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⑾。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
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
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
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
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
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
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
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
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
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①唐生智的这一主张,且曾提出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长沙举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获得通过。
②独立团的辉煌战绩,后来周士第所作《回忆叶挺同志》一文,有较详确的描述;周文见华应申编《中
国共产党烈士传》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二页—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这个联席会议举行的期间是自该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④关于处置郭聘帛的问题,总政治部内部就曾发生过争执,详见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页至第
三九二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⑤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说:“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
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编辑出版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百页)。这里所谓“为时不及三月”,即指一九二六年双十节前至该年年底而言。
⑥自革命军占领武汉到这年年底止,武汉各工厂罢工次数甚多,其中重要的罢工而有记载可考者,即达
三十六次之多(见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二一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初版)。
⑦这是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一六页)所规定的。
⑧武汉总商会曾因此于十二月三日举行大会,议决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费之增高而要求加资,实出于
理所当然;但提出不正当之要求而罢工者,则实不能予以赞成。且如加资问题,劳工者与资本家可以直接交
涉,无受第三者干涉之必要。二、最近纠察队之横暴已达极点,此种暴行宜从严禁止。三、政务委员会对于
此二事究有何办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无善后办法,商界将罢市以自卫(见陈达著前书第二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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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⑨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二四页。
⑩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里,就曾提出“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
的主张期(见《向导》周报第一八九期)。
⑾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三六四页。
第二章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庭不满
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