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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也看到了“幸福”的这种特性，所以他将幸福分为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并且认为精神幸福高于物质幸福，坚信道德的完善高于世俗的享受，人们应该通过加强个人自制力，避免屈从于欲望、成为物质的奴隶，从而获得精神自由和内心充实。

苏格拉底主张通过严格自制获得精神幸福，他的学生柏拉图更进一步，主张将人的需求严格控制在基本需求范围内，实行一种“一切消费出于必需”的城邦制，这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张抑制人的物质需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苏格拉底的另外一个学生色诺芬，也强调精神幸福的首要意义，不过，他同时也重视物质幸福的价值和意义。色诺芬认为，从物质和精神角度上来说，人首先要基于物质基础才能存在，所以需要先满足人物质上的需求。而追求有德行的生活则是人的高层次需求，是一种超越生存的精神享受，也就是苏格拉底所定义的精神幸福。

色诺芬承认物质幸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要满足这种幸福，前提就是要实现收入与支出的平衡。所以，色诺芬认为，一个人获得幸福，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节制自身的欲求，二是增加财富。

如何增加财富？色诺芬提出了“经济”一词，古希腊语中的“经济”，由“家庭”和“法律”两个词根组成，因而被理解为“家庭财产管理”，所以“经济学”最早的含义是“关于家庭财产管理的学问或艺术”，色诺芬也因此成为最早将经济学与人生幸福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

可见，经济学最初是一门通过财产管理以提高人类物质福利的学问，其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家庭领域。后来，学者们将经济学作用范围扩展到了国家或社会经济问题上，逐渐发展成近现代流行的经济学，并将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定性为探索和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熟识的经济学。

然而，经济发展的真正含义何在？它最终指向何方？它和人类社会最终走向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幸福”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本能，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经济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要指向“幸福”，否则就会迷失了方向。所以，从本源上来说，人类幸福及其实现应该也必须是经济学永恒不变的主题。

但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现状似乎正在偏离这一目标。全球经济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物质较从前更加丰富，可供人们选择的种类更多，但大众的幸福感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提升。

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曾在1974年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的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人们的幸福度未必会因此而获得提高。三十多年来，经济学界对这一命题争吵不休，但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的确表明了，“伊斯特林悖论”阐述的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传统经济学所做的经济人假设，使得每一个理性经济人将效用最大化视为自己不懈追求的目标。所谓的效用最大化，即功用最大化，讲求的是获得和付出之间的效用比为正值，且该数值越大越好。好比一块钱有多种花费方式，买饼干、糖果、冰激凌、玩具理性经济人考虑的是哪种方式更能实现其效用最大化。

问题在于，效用最大化并不等于幸福最大化，一块钱能购买一个冰激凌，也能购买到十颗糖果，但是对于一个喜欢吃冰激凌的孩子而言，十颗糖果虽然实现了数量上的最大效用意义，但他并不喜欢，于是提供的幸福感也就逊色于一个冰激凌带来的满足感。

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应用到社会经济中时却被人们抛之脑后。绝大多数人将效用与幸福对等，而竭尽所能追求最大化效用，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积蓄尽可能多的钱财，认定财富越多，也就越幸福。很多城市或国家的经济行为，更是远离了“幸福”这个最初始点，演变成为了一种实力竞争和炫耀，GDP多年来的压倒性权威地位，也说明了人们在追逐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更加迷恋于收入增长，而忽略了当初我们努力工作增加收入的初衷。经济学与“幸福”的初衷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

第6节：

二、幸福头上三道锁

人们热衷于谈论幸福，从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