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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橄榄型社会”。“哑铃型社会”由于存在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的鲜明对立，因而充满着战乱和社会动荡，而到了“橄榄型社会”后，由于相当一部分下等阶层升为“中产阶级”，且上等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变小，因而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了。

“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或改革中往往发挥着非常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如在国内外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光荣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中，“中产阶级”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

中国好不容易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取消了帝制，刚刚摆脱了大山一样的皇权食利阶层，万万不能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

以皇权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上至帝王将相，下达皇亲国戚，还有地位显赫的豪门贵族和地方财主，均系“食利阶层”之列。这就如同以皇帝为中心而辐射开来的“裙带”关系网，他们不仅享有减免赋税，封妻荫子等权利，而且还可以利用职务徇私枉法，犯奸作科，败坏纲纪伦理。

以盈利为目的的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同样是这个阶层的获利者。

李安生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台，是要彻底的清洗封建残余，清洗袁世凯妥协或者造就的新的食利阶层。

这个阶层，有的是封建残余，有的是老袁造的孽，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者，对于这些人，李安生绝不手软。

古代各级官僚不是凭借自己在经济上的地位而上升为“食利阶层”的，由国家任命、官吏推荐或者通过考试而取得官位，并且按官职领取国家俸禄，最终成为“食利阶层”的食利者。

现在的许多官僚，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苗头，在东北、两江等地，固然好的多，但是在直隶等地，形势却不容乐观。

即便没有内战的危险，没有了政治派系的尖锐斗争，但是潜伏下来的食利阶层，已经成为了李安生最大的敌人。

中国应该成为民主社会，而不是成为阶级社会。

在整个阶级社会中，以官僚为代表的“食利阶级”都或多或少地与特权联系着。他们不仅占有全部或者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且还享有种种特权，除了食取国家俸禄外，还有以下特权：减免赋税；“官当”即以官抵罪；“任子”、“荫袭”即大官僚有权保举自己的子弟做官；利用职务谋取私利等等。

因此，仅凭特权而发家致富上升为“食利阶层”是旧社会常有的现象。

这个现象，在封建残余浓重的中国，一百年后也不会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食利阶层”是一个腐朽没落的特权阶层，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种种特权，讲究吃喝玩乐，琮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物欲膨胀，生活腐化，违纲乱纪，**理，精神颓废。

李安生的书房中一付大字，“为中国之崛起而奋斗”，这幅字同样也出现在了学校、政府部门、车站、工厂等地方，成为了国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李安生不希望这个食利阶层的精神腐朽波及到当前形势大好的举国拼搏奋斗风气。

他并没有办法去消除这个阶层，因为，历史证明，这个阶层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只要能够利用好这个阶层，还能起到好的作用。

这是把双刃剑，比如后世的山西煤老板们不消费豪车，全世界的豪车生产都要受影响。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才能够给社会企业带来利润，才能消化剩余生产。”但是，“食利阶层”容易畸形发展，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甚至**等。

他们凭借多年的积累，使自己与别人产生一个较大的差距，相比之下，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等情绪就无形之中表露了出来；作为参照的另一批人，会因此产生嫉妒、不满、愤愤不平的情绪，感觉自己的付出与自己的所得极不相称，萌芽了“捞好处”、“混日子”的消极想法。

这就容易导致贫困、两极分化，穷则更穷，富者更富。

当代社会的“食利阶层”就是通过出让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阶层。在古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过的收入的生产资料，主要仅限于土地和钱财，其收入主要是地租和利息，而在现代社会，能够用于出让使用权而获得收入的生产资料大大增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和钱财，还包括机器设备、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品牌商标、运输能力、流通渠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