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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稗甚至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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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
势大叫杀尽地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
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
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
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
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
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
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
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
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
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
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
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
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
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
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
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
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
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
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
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
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
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
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
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
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
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
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
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
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
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
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