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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阵。有时，一个人去看电影，倒也很像一位忙于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闲居在那里，似是等待处罚的机会主义者。瞿秋白避不和我们见面，其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不和我们谈党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要听取我们关于南昌暴动经过的

报告，由于我们的要求，那些委员才对从流沙逃出来的同志的安排问题，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发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①。我们对于这个文件，读了又读，

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读了这个文件，才明白为甚么在汕头的时候，张太雷要我们离开部

队到上海来，和不要谭平山再当委员长；原来我们都被判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非

要进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进而指出：这是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文章，看来不免有许多武断

的地方。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这个文件中说，我们

违反了共产国际这个决议，不知道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应当找来看看。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虽未明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确是中共进入苏维埃运动

时期的先声；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中共在国共合作时期固

然是太偏重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甚至在马日事变以后，仍然为了维持这一联合战线，一

味让步。共产国际也为了避免这个联合战线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动的指示。这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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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件却正好相反，它说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②继而，

强调阶级斗争，它还将对外与对内的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

压迫所依据的支柱。”③并没有提出中国革命的反帝的具体任务，因而也不重视民族的联合战

线。

其实，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因蒋介石的胜利，脱离了殖民地化的危险。废除不平等条

约，驱逐外国势力出中国，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涵。中共在西安事

变以后，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苏维埃和红军，停止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

成一九二七年时所未了的革命任务。对于共产国际这个或那个的死板的革命公式，这似乎是

一个残酷的历史讽刺。

平心而论，当时检讨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本有其必要，但八七会

议告党员书却是像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时对我讲的那样，只是一篇满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这篇声讨机会主义的洋洋大文，是手执上方宝剑的罗明那滋的杰作。他那个半罐子水的托洛

斯基主义者，在行文中也难免偷运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货”。在罗明那滋的笔下，仿佛中共

党员做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则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难免有乖于一

般的逻辑。他戴着“左倾”颜色的眼镜，仿佛像中共这样一个幼龄的党，是不会有左倾蛮干

的举动的。因此，他特别赞扬左倾的举动，这就鼓励了盲动主义的发展。但在具有历史意义

的南昌暴动举行之初，中共发表这样重要的文件，竟对之只字不提，是不是这件事如果提出，

会影响整个文章的论点，不适宜作为打击中共机会主义的资料吗？其实，他这样不顾后果的

打击中共中央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中共的前途着想，似也没有为共产国际着想，因为他所提

及的那些指责，对于共产国际恰是适用的。

这篇告党员书引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

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④在国民党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是否应当的问题姑不置论，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实

上显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