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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

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

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

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

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

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

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

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

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

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

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

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

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

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

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

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

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

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

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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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

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

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

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我也觉得他

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

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

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

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

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

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