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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

长则只穿棉袄裤，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

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我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

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我也说到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

我绝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

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的警告

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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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

接着张闻天又来了，继续我们午间未了的谈话。我们谈起党的工作情况，我照实告诉他

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

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甚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

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这次两军会合军事行动的命令又已发出去了，

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我则总括了到达抚边以后所经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见。我首先说到苏维埃和红

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论，将是中共命运

注定了要失败。我问他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我

说根据我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

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问他有甚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

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我继续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

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

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