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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关于苏维埃的争执

中共中央对于红四方面军的脱离鄂豫皖区，西行到川北，甚表不满，认为是右倾的逃跑

主义。它获知我们的入川纲领之后，竟来了一个哀的美敦式电报，要求我们立即改正，仍用

苏维埃政府制度和一贯的既定政策。

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无线电的通报，原是极为稀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敢信赖我们

的密码。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湘鄂西苏区时曾失落了我们原有的密码本，后来经过一些努力，

仍不敢相信续订的密码的可靠性。最后我们不得已才由双方的报务员，利用电台通话，订定

了一个新的密码本，但这是否已为敌方偷听去，则无把握。因此，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一

向不敢在无线电中涉及有关机密要事。

我们离开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他们似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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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对我们的行动颇感焦虑。最先是告诉我们一些敌情，等到我们到达豫西南一带的时候，就转

而反对我们向西退却的指示。等我们越过秦岭进到关中时，中央来电的语气就更加严重了，

甚至说“如果你们再继续向西逃跑，那我们就公开反对了”。

我们接到这个严重警告之后，曾详细加以研究，仍不敢将我们的行动计划据实电告，仅

以“正在寻觅新的根据地”的含糊语句作答，以免泄露军机。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根据所处

环境，决定我们的行动。

我们越过巴山进入川北时，曾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就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中央复电告诉

我们所用密码可以信赖，除机密军情外，要我们尽量电告情况。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达通江后一个多星期，我发长电与中共中央商讨政策问题。首先报告入川纲领的原文，

接着指出这个纲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而作的，试行以来，极适合于像川北这样的地区，

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很大的适应性。

正当我们与罗泽洲师作战的时候，中央的复电到了。

内容是：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

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我们，这样做会助长向西逃跑的失败

情绪，形成对苏维埃极为有害的取消主义。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

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

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这个电令，虽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但这当时确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在

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重重，加之我们西行以来，红四方面军内部也酝酿了一些不同的意

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又与中共中央这次电令息息相关，因而更增加了我们处理上的困难。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由我们少数

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我——临时决断，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境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

仅没有机会参预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

他们宥于“坚决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就不免多少忽视实际的困难。对于我们某些不得

已的行动，往往不能完全谅解。

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区外围消灭敌人。有些

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

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

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

在军事策略上，同志们也发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见解。有的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和他们追

击我军的决心，反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