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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

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决定。现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来

与陈绍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决于周恩来。我这次会见向忠发时，觉得他仍是遇事

说不出一个要领，除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外，便没有甚么确切的主张。

中共第六次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到那时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

员资格，由四中全会取消了；但我仍尽先去拜访他，请教他对党事的意见，他不愿多谈，只

表示将从事写作，意态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则在莫斯科，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资格也先后失掉

了。项英那时已到江西苏区。剩下的只有向忠发周恩来和我三人。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

陈绍禹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最为人反对的事；他又随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会也将

中央各机构改组：组织部长由老干部赵云担任，宣传部由留俄学生张闻天沈泽民负责，工运

由扬尚昆（留俄学生）代替项英，少共中央书记则由秦邦宪（留俄学生）接替任弼时（他已

去苏区）。

在这种局面之下，我遇事只有和周恩来商谈，而我和周恩来的一切商定，也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我曾向周恩来说明我要号召党内团结的意向。我不赞成将抱有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

的同志斗争掉，主张爱惜他们，说服他们，信任他们。只有少数执迷不悟的，坚持反对四中

全会、破坏团结的同志，才应受到制裁，但也不能采用超纪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应有所调

整，不要使同志们觉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来赞成我的意见，并应允分别采取具体措施来

实现。

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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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委员以外，还有秦邦宪赵云张闻天杨尚昆等。（这种并非由政治局委员以平等权利参加的会议，

是四中全会后的创例）。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壳周恩来等三

人组成常委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会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

时得列席常会，讨论有关其主管的事务。这个提议很顺利的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

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

我和周恩来分别向一般同志进行说服工作。我与不少同志个别谈话。间或参加支部小组

会议。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团结方针和努力的经过，对于他们有过的反对意见不予责备，但强

调现在同志们除团结奋斗外，别无出路。我这样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志间彼此不满的情

绪减低了，相互间的信任逐渐恢复。例如当时反对四中全会决议的陈郁，态度有所改变，就

是明显的例子。但罗章龙则极力避免和我见面，我想说服他的企图终于失败了。结果他仍是

被开除党籍，使我不无挥泪斩马谡之叹。

周恩来进行团结工作，所遭遇的困难远过于我。譬如黄警魂的事，就是一个例子。黄系

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

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周恩来进行说服无效之后，竟把他当作叛徒

处决了。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的述及黄警魂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

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当时的激烈残酷斗争，于此可见一班。

黄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惊。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有一亲笔信，向

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仍倔强的坚

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先斩后奏”。但周恩来从未向

我叙述怎样搜到黄警魂的信件和用甚么方法处决他，这大概是周恩来所主持的特务工作的秘

密吧。我曾板起面孔向周恩来说：中共纪律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决不可像握有政权的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