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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

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

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

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

动的方针，分辩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

共同的步骤。但汪精卫对之颇为冷淡，认为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详细拟定；而所谓有关机

关又是始终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规定。当时我们就觉得汪不是要认真解决问题，也不能负起责

任领导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对工农运动的意向，却逐渐表现出来了。

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

势的效果。等到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的论调便转而专门指摘和讥讽中共了。两党联席会议

的举行，也就由逐渐减少而终于停顿下来。汪精卫态度的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小资产阶级

的动摇性的表现，根本不能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所谓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

是由中共领导，根本就是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共当时既明知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

性，另一方面又想凭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追随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为“工农小资产阶

级的民主专政”，这似有点欺人自欺了。

其实，所谓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政权，就是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工农势力相

互冲击的基础上，并以地主们所领导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这些军人，有些为了某种原因，

能够暂时容忍工农势力的兴起，但多数则早已对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别厌恶工农势力的军

人，则早有俟机推翻这个政权的企图；同时，他们也看出了这个政府缺乏重心，软弱无能，

一切机构和会议，都像两党联席会议一样，是议论多而少效率的；他们以为假若有所行动，

这个政府亦是无力应付的。

夏斗寅的军事叛乱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他所统率的国民革命独立第十四师，原驻在

长江上游宜昌一带；军官们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当时湘鄂一带地主土劣们受了农运

打击的一个避难所。他在唐生智、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胜负未分的关头，以为武

汉防务空虚，潜师径袭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

夏斗寅的行动，无疑的也是蒋介石瓦解武汉内部的杰作。宁汉双方虽在分途北伐的原则

上有所协议，暂时各不相犯①；但蒋介石从武汉内部来倾覆武汉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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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进行。当时武汉盛传夏斗寅接受了蒋的委任和经济上的支持。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面又曾兴

高采烈的宣布夏斗寅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表示寄予莫大的期望。

夏斗寅所发动的行动自然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背后有较广泛支持的。湖北境内的杂牌军

队，如驻在沙市的第十五军刘佐龙部，驻在鄂北的张联升、于学忠等部都为之暗中助威；四

川的二十军杨森部更向宜昌移动，为其后盾。他和唐生智的部属也有联系，譬如与在河南前

线作战的唐部师长何键以及驻守长沙的唐部许克祥团长等，似早有共同反共的密谋。不过他

的行动，似尚未为唐生智所预知，因为这与唐生智那时维持武汉局面，贯彻反蒋目的的政策

是相违背的。夏斗寅大概是想以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来逼唐让步。至于张发奎的第四军则

被夏斗寅视为支持武汉的基本部队，是他要打击的目标。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部占领了武昌以南汀泗桥一带的险要阵地，向武昌附近的纸坊进兵，

负责防守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