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部分(第1/4 页)

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鲁易

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

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

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

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

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

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

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

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

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

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①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尔士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一九二六年二月）所决定，日

期原定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点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

际等少数工会之代表到会。乃改为预备会议，并决定将会期及会议地点，改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

行。继又因故改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各国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

鲜一人，法国一人，苏联五人，中国十五人，美国二人，英国一人，爪哇一人。共开会七日，五月二十六日

闭幕。

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订于一九二七年五一节举行，嗣因筹备不及，改于六月十九日举行，到会代表

四百余人，二十八日闭幕。通过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等决议案（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第五四五至五五二页）。

第六章　分裂

武汉，在蒋介石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之下，内部又矛盾百出。如我在上面所说到的

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

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

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

89／185

…　Page　241…

《我的回忆》第二册

—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暴动来

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

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

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

○”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

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

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

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

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

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辏А⑺锟啤⑿烨�ⅰ�

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

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