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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天飞。鲍罗庭当时之踌躇满志是不用说了，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我深深觉得鲍罗庭当时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因而我问他：“国共关系会有怎

样的变化？”他答道：“坦白说来，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又问他：

“是不是你愿充当管理这些苦力的工头？”他回答：“有人确实如此希望，但我是一个老布尔

什维克，不会担任这种不名誉职位。”鲍罗庭的“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这一句话，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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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

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员一样，我不甘心只充当中国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鲍罗庭郑重

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

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

解决运输上的困难。我还进而鼓动鲍罗庭，说以他目前的退让措施，既自诩其本质与中共中

央的退让政策有别，是暂时性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给农民

以武装，则所谓暂时的、进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则，都成了废话。鲍罗庭考虑了一阵，拒绝

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不作无目的的退却。即使事实上在执行退却政策，也要坚称以退为

进的借口；因为赤裸裸的退却，会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鲍罗庭当时所做的，正是如此。这

还不算，他竟将“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头上。后来

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鲍罗庭在紧要关头，拒绝了我

的武装农民这一建议，也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批评无论如何是过分了。

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的五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鲍三

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庭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铄

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鲍罗庭总是

要求我信任他，申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庭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

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

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庭

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陈中

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次会议的

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庭此一建议，使我和谭平山都感尴尬。谭平山是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一

向是亲汪精卫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并未与蒋有所接触，一直保持缄默。他听

了鲍罗庭的话，苦笑不语。我则表示广州市确有破坏国共关系的谣传，人们早已知道与中共

无关。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

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后来，经过鲍罗庭的再三劝

说，我们终于应允了。

当时八时左右，我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访问蒋介石将军，我们依照鲍罗庭的要求，

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当即陪同我们

去看张静江。我们又把来意重述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

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

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