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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局势。

鲍罗庭的言论，获得广东区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当场重申中

共中央联络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贯政策，并指出此一政策并非为导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正原

因。但广东的负责同志多以不宜广泛讨论为理由，将我所提出的问题搁置下来。会后，张太

雷向我解释，道出了鲍罗庭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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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指共产派全体）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

科的政策或者俄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庭的错误，他

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

的交代。

鲍罗庭的手法，确收效于一时。原陷于动摇中的鲍罗庭的地位和广东区委的领导因而得

以暂时稳定。

当时在黄埔任重要职务的周恩来是难于推卸责任的；他在会议上嚓若寒蝉；现在有了鲍

罗庭这种金蝉脱壳的解释，似是满身轻松了。毛泽东素不满意鲍罗庭和广东区委的做法；他

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摆脱了在国民党中央所任的宣传职务，专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没有

参加那次会议。他在获悉内情之后，曾向我说鲍罗庭这个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

对于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劳任怨，颇表同情。但他自己则始终不愿卷入漩涡，只是袖手旁观，

似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义。但我体念当前的艰

巨，决定暂时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种不计是非

迁就权势的做法，竟是遗患无穷。后来斯大林在武汉政府所招致的失败，居然又一古脑儿推

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谓是“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们这些中共中央的负

责人当时能有远见的话，不计成败，据理力争，也许以后的发展会为之改观。

除此之外，鲍罗庭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也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谈到国民党领导问题，鲍罗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现在汪既不露面，别人

也无可如何（据说汪亟谋与鲍罗庭一谈，但他们是否会面，及其所谈内容如何，鲍罗庭迄未

向我透露）；至于胡汉民的企图，他认为决计不会成功。从他这种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国民党

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像了。但他对领导权转移后的国民党

的前途，则不愿作任何的推测。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举行的前夕（据说是五月九日），汪精卫与胡汉民都

悄悄的离开了广州。最巧合的是他们两人竟不约而同的在一艘轮船上碰了头⑤，这件事一时

成为广东要人们的话题。有的就说：“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们在船上晤面，有何感想？”

有的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两位大人物争着做主席，现在同时被人放逐，后起之秀，

却能逐个击破，走上领导的宝座，真是活报应！”

鲍罗庭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

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

获颇为可观，为甚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

罗庭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

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

苏俄一艘载运军火的轮船驶抵黄埔，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蒋又将联共来压

制反共派了，种种议论在各处流传着；甚至还有人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将公

布实行共产。此外，还有加仑将军再度来粤，重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的消息，真是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