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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讨论，再

行提出党员大会公决，大家没有异议，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不几天，举行另一次党员大会。北京区委会提出一个经缜密研究的、中共党员参加国民

党工作的决议草案，交由大会讨论，经过一些辩论和解释，终于通过。其内容大体是根据我

前次的讲话作成，此举不仅消除了北京地区同志间的歧见，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甚至井他各地的中共党员，也受到了这个决议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政策的观望

态度。

这时候，中国国民党组织在北京的发展，表现着令人乐观的气象。这与当时时局的发展，

也大有关系。直系曹锟、吴佩孚等所支配的北京政局，愈来愈不像样。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

日他们撵走了总统黎元洪，十月五日曹锟贿买国会议员，当选为大总统；十月十日曹就总统

职并公布宪法。这幕丑剧不仅使直系的废督、裁兵、好人政府等悦耳的名词立时破产，而贿

选一幕臭名四滋，使国人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自这年三月一日在广州组设大本

营以后，国民党处境虽很艰危，但已逐渐呈现曙光。他正倡导改组国民党，励精图治，并几

次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犯；使不满现状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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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这年九月间，李大钊先生与王法勤、丁维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

那些挂名为国民党员而实际参加曹锟贿选的国会议员，自然都自绝于国民党了。新参加国民

党的多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到十一月间，中共党员改采积极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后，北京国民

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一般青年倾向国民党的情绪十分热烈。他们对于广东的情况和国民党改组的真意，

虽不完全知道，但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我的朋友们，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

锟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恰在这个时候，鲍罗庭的一份报告又增加了我对广东真相的了解。初到广州的鲍罗庭，

做事极其谨慎周到。他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似是给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