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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华俄通讯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他

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这次重逢，他夫妇俩对舞显

得特别亲切。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

相当同情我的见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产国际去。

九月底，著名的鲍罗庭来到中国，道经北京前往广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约，与我一度

晤谈。我当时并不知鲍罗庭为何许人，负有何种任务。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几天，还

未与中国朋友接触，对中国现况也不了解，愿即往广州看看南方的情况；希望我告诉他一些

中国的情形。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并不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似乎特别高兴。当我谈到中

国军阀是一群并无国家观念的自私之徒的时候，他表示不赞成。他虽未加证明，但说中国军

阀之中，也有不少爱国者。他这种看法，代表着当时苏俄一部分外交人员的意见。他给予我

的印象，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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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谁知这位并未引起我特别注意的鲍罗庭，后来却在中国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们从这次

接触之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他是在八月间加拉罕来到北京以后，经孙中山先生

的函请，由加拉罕派往广东工作的。他初去广州的时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义。只因他与

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才成为苏俄共党和政府驻广州的代表，并兼任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的

政治顾问。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来中国，道经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样约我在斯雷拍克家单独晤

谈。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马林来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已经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会中的

发言内容；并声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的作法，要他来听取我的意见。

当他知道了我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政见纷歧的情况下，仍极力维护团结的种

种情况，他表示非常高兴。他向我坦率的说，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政策的，共产国际内

有些人有点怀疑我有反对这一政策的倾向。他滔滔不绝的劝我不要反对这一政策。接着他又

说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那种看轻中共的态度。共产国际所以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

使国民党革命化，决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他并说到我主张中共负责人员不兼任国民竞职

务，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所称许的，认为马林打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我听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心中如释重负。但我仍向他询问，共产国际为何放弃国共建

立联合战线的原定主张，改采国共在组织上混合为一的路线；在我认为，混合为一，不免引

起党内分歧。他说加入国民党，正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具体方式。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

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

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后，他认为由于马林的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发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释上是

不恰当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央未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也避免了加深党内分

歧的行动。他说他将即往上海，不动声色的纠正中共中央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对中央

的表示，以期此后工作能够圆满进行。

就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和威金斯基之间，获得了谅解。我告诉他，我此后的态度，也将

决之于中央的动向；只要这种偏差能够获得纠正，党内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只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陈述，不能向中共任何个别党员提及，但因

当时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声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别对我透落这些意见，使我知道他代表共

产国际在力图补救，以免再起波澜。

共产国际的动向已在改变中这件事，其他同志还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党员大会上，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