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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青年

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我更进而指出：“今

天的问题是为甚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他们三个人又接着以责难式的口吻表示：孙先

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

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

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

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少、和一般乡下老

百姓的意向？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的了。我们中甚至有人这样说：“新形势

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

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罢！”我也说道：“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

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

条枪的问题吗？”

我们这样长篇大论连续的说着，似乎使孙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激动，时

而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时而也点头赞赏，在那里若有所思的静听；仿佛要让我们说个够。

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中有人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罢！”一直站

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插嘴说：“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哩！”于是孙先生以安祥的态度、

缓慢的声调回答我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仿佛政府负责人在议会中遭受质问，从事答辩。他

的那篇颇长的谈话，大意是指出下列各点：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

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

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

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

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

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我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孙先生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转变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话气氛。在座者都面露笑容。

我于是轻松的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