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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燃起燎原烈火的过程，就是冲破封建宗法关系束缚，不断对族权予以打击的过程。就张献忠来说，史载：“开科取士，状元姓易，本姓杨，因献忠极恨朱、杨、左三姓，见无不杀，故去木旁以避之也。”［21］“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在城乡绅，亦无噍类”，［22］张献忠对朱明王朝及其忠实鹰犬杨嗣昌、左良玉恨之入骨，遇此三姓，严厉镇压，对封建宗法关系，当然是个沉重打击；但不分青红皂白，仅仅以姓划分，确定打击方向，也充分反映了作为私有制下农民这个自发阶级的领袖张献忠，还不可能真正认清封建族权的阶级本质，因而扩大了打击面。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也恰恰表明了古代的农民革命，是不可能真正斩断族权这根绳索的。

事实正是这样，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在封建宗法关系这株枯藤老树上孳生的家族观念、地方观念，成为农民军及其领袖的严重的腐蚀剂。有的农民军的将领，囿于家庭的束缚，成为叛徒。刘国能即为一例。史载：“（崇祯十一年）大贼闯塌天姓名刘国能降于左良玉。……国能曾为庠生，被掠入贼，不得返正。遂以智勇著名，性孝，归降，奉其母命也。”［23］刘国能后在叶县被农民军所杀，成了明王朝的殉葬品。宗法观念也常常使农民军混淆阶级界限。如：“甲申，寇变，邑绅士俱被掳掠，君父亦见幽于公廨，君号泣赴之，哀动路人。贼咄咄相谓曰：孝子也，卒脱于难。”［24］又如，明督师李建泰刚刚投降，李锦即“呼建泰为叔父”。［25］如此亲热之早，其惟一的原因，不过是李建泰姓李而已。再如，即使在激烈的战斗中，双方对阵时，农民军遇到官军中的亲友，仍亲热异常，委以诸事。史载：崇祯九年（1636）四月，“陕按钱守廉奏曰：贼复入秦，据西安州县，攻杀寨堡。延安南北，尸积原野，血泛荒河。贼本起于延安，官兵多其亲旧。每对阵时，拱手寒温，赠人事，寄家书，委以财物、牲畜、人口，斩级报告”。［26］即使像张献忠那样的农民领袖，对于明朝官吏的任用，往往不论其表现如何，而以是否同乡为转移。例如，献忠攻克成都后，“惟按台及成都推官刘士斗、华阳知县沈云祚被执，刘、沈二公当时见杀，献忠以按台同里，强欲留用。而按台坚白之操，任其磨涅，终不磷淄。献忠给衣帽，即当面掣碎，以金杯致酒，按台迎面掷之，溅忠满面，骂不绝口。又强留数日，按台勺水不入口，惟求速死，至七日后方见杀”。［27］对于张献忠来说，真不啻是自讨没趣了。同宗、同乡观念，更为明朝官吏在农民军内部重新掌握大权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农民革命队伍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农民军攻克承天府，“巡抚李振声迎降，与自成通谱”。［28］后即被委以兵政府侍郎。而在进入北京后，“工科给事中高翔汉、翰林院检讨刘世芳、少詹事胡世安，并改为宏文馆检讨，俱自成乡曲奥援也”。［29］而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后，“大会群贼，戎马万匹，旌旗百里，诣米脂祭墓”。［30］“访求宗人，赠金封爵”。［31］上行下效。“凡秦人之为贼者，无不访宗族，修坟墓。”［32］李自成在北京甚至公开宣称：“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33］在这衣锦还乡、大肆扫墓、访求宗人的金鼓声中，以及“十燕未足易一西安”的声言中，我们仿佛看到了衣锦还乡的汉高祖刘邦在历史的坟墓中向李自成招手，农民起义领袖向封建皇帝蜕化的历史悲剧，再一次在我们的眼前重演。显然，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们，与古代历次农民战争一样，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打破家族宗法思想对他们的束缚，真正推翻封建族权这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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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拟桃源”解（8）

三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以神道设教，用宗教迷信麻痹人民的反抗思想。明王朝利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在宣扬阴阳五行、君权神授、敬天法祖、祀神祭鬼、万事命定等方面，可谓竭尽全力。早在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命令李善长撰《郊祀议》，鼓吹“‘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圃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太祖如其议行之”。［34］仅从此郊祀之制，不难看出明王朝在宣扬天命论方面，如何费尽心机。而兜售天命论的各种所谓警语、格言，像噩梦一般缠着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