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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时，在李斯的建议下，朕变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专用品，后世一直沿袭下来。不仅如此，李自成在部属、降官甚至百姓的口语中，也早已被称之为圣上、天子、皇帝、万岁。请看事实：李自成克昌平后，“我兵（按：指明朝军队）至三里坡，已有老人、生员在前迎接，刘老爷（指刘宗敏）先至，吾辈跪云：昌平守兵降。刘老爷云：圣驾在后。须臾皇帝（自成）至，跪降之”。［12］进京后，宋企郊对前来攀附的秀才说：“贺朝大典，安用若辈，速回读，候新天子考试。”［13］而普通百姓，在李自成军刚刚攻破北京之际，“设香烟，粘黄纸一条，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14］凡此都充分表明，实际上李自成早已称帝，那套散发着封建君主腐朽气息的礼仪，犹如蛇菌、毒蕈，把李自成装点得面目全非了。而李自成在北京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的礼仪，因为事先就经过精心的安排、演习，虽然是在山海关战败之后匆匆举行的，但仍然颇为隆重。史载：“二十九日丙戌，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金星代行郊天礼。”［15］而在此前，大顺政权的礼部已“示闯贼先世祖讳，如自、印、务、明、光、安、定、成等字悉避”。［16］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这里，我们不妨将李自成的登极仪，跟被李自成推翻的明王朝的老祖宗朱元璋称帝时的登极仪，略予比较。史载：“明兴，太祖以吴元年十二月将即位，命左相国李善长等具仪。善长率礼官奏。即位日，先告祀天地。礼成，即帝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及都民耆老，拜贺舞蹈，呼万岁者三。具卤簿导从，诣太庙，上追尊四世册宝，告祀社稷。还，具衮冕，［17］御奉天殿，百官上表贺。”［18］对比一下李自成和由靠农民起义起家，最后当上封建皇帝的朱元璋的登极仪，我们不难发现，何其相似乃尔！

过去，史学界某些同志在论述李自成政权时，强调李自成的称帝及其封建礼仪，只不过是沿袭了封建政权的形式，并不影响大顺政权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恩格斯说过：“直到现在社会是在阶级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甚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立已被遗忘了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19］恩格斯分析的道德，也适用于礼仪。在阶级社会里，礼仪总是阶级的礼仪，超阶级的礼仪是没有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封建社会的礼仪，是封建等级的产物，是对地主阶级确立的尊卑贵贱秩序的规范。李自成及其大顺政权既然被这种规范所制约，就不能不在实际上被这种规范所筑起的一堵高墙，与革命农民相隔绝，沿着封建化的道路迅速滑下去。更何况问题还在于另一个方面，即植根于一家一户个体生产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家长制，本身就是历代封建帝王统治的支柱；而作为不断分化的小生产者的代表人物李自成，随着起义后地位的改变，手中的权力愈来愈大，是很容易沿着家长制的道路，由一家一户的家长，变成全国最大的家长——封建皇帝的。这是历代农民革命变质的内因，李自成及其大顺政权，丝毫也不会例外。仅仅从大顺政权的封建礼仪这一侧面，难道我们还不足以看出，这个政权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不正是通向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吗？必须看到，包括封建礼仪在内的地主阶级的政权形式，本身就是农民不可能斩断的绞索。把这根绞索抽象化，抹杀其阶级实质，起码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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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拟桃源”解（7）

二

如前所述，家长制是封建等级制的基础。两三千年来的封建社会，贯穿着这根宗法纽带。封建的家长制，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产物，又是巩固这个基础的利器。地主阶级及其政权通过封建家长来实现它对农民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要求。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陈词滥调，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金科玉律，大肆宣扬，以确立家长在家庭内的绝对统治。封建的政治体系与家族宗法的伦理体系密切配合，巩固封建家庭秩序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紧紧相连。因此，封建家长的权力，实际上代行着一部分封建国家的职能。明中叶尹畊有谓：“国制，族有望，甲有长，里有总，其乡秩然也。”［20］这就清楚地表明，明代的封建统治者，把封建家族关系与基层政权的保甲制糅合在一起，使族权这根绳索，更紧地捆绑在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身上。

与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明末农民大起义从酝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