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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国民党政府下令上海各校禁止自由盟派人来讲演，并通过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党部得悉自由盟的情况之后，随即呈请南京当局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起初，鲁迅并不以为意，仍照常出入内山书店；后来经过许广平和友人的再三规劝，才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躲了起来。除了柔石，冯雪峰，郁达夫等有限的四五个朋友之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每隔几天，许广平便抱海婴去探望一次；偶尔外出，还有人跟踪。这种境遇，既是禁闭，也是流亡。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直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但他仍然珍惜这仅有的一点“残剩的自由”。避难期间，他曾数次觅屋，后经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进入北四川路公寓。为安全计，他只好在门上贴上写有“内山完造”字样的纸条。 几乎在自由盟成立的同时，一个左翼文艺团体宣告成立。 中国共产党为了有效地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政策，决定争取鲁迅，并且通过鲁迅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外围组织。一方面，阻止党员停止攻击鲁迅，派遣潘汉年作为###联络员，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开展组织的筹备工作；另一方面，让冯雪峰出面，说服鲁迅加盟。在当前，任何反对政府的行动，都是他愿意支持的，何况是青年文学团体。他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以及一些他认为无碍于他单独战斗的原则。他说，他不一定参加左联的筹备小组的工作，挂名可以，但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筹备会议公认鲁迅的盟主地位，曾经考虑在组织内部给予他以类似“委员长”“主席”的“头衔”以示尊重，他一概谢绝了。在有关发起人的名单问题上，他同这群未来的伙伴也存在着意见分岐。他提议应当加入两个人，即郁达夫和叶圣陶；前者被勉强接受了，而后者仍然遭到拒绝。对于这种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关门主义的作法，他是不满意的。至于参照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宣言拟订的纲领，大约鲁迅从总体上看出了由创造派保留下来的脱离现实和惟我独尊的倾向，也就不拟修正，只是看后缓缓说了一句话，算是表明态度：“反正这种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就这样罢。”&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左联时期（2）

左联的成立大会于3月2日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团三人：鲁迅、夏衍、钱杏；常委七人：夏衍、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大会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建立与各进步团体及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 鲁迅的发言，在精神上是对纲领持批判态度的。令创造派成员感到困惑和不满的是，当大家一致向前看的时候，这老头子仍然算旧账，说了类似“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话。的确，他不怕开罪于新的战友，认为有必要对思想斗争的历史进行反思。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作家的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把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提高到头等重要的位置。此外，还就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如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持久战，战线的扩大，战士的培养，以及建立联合战线等，也都表示了个人的意见。 在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写信致章廷谦，表白加入团体的想法：“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两年后，还这样说到：“到1930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中共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出于政治上单方面的考虑，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政治组织一样对待左联，使之秘密化，要求作家发传单，贴标语，参加飞行###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这样，左联就有了“第二党”之称，距鲁迅加盟的初衷愈来愈远。实际上，两者的距离也确乎愈来愈大了。 中国传统士人对权力有一种依附性，其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