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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本,而他们的整个历史也证明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
甚至从事农业的人在战争景气中也兴旺发达起来,而且有个重要原因。最初,他们对于过去曾使他们倒霉的农产晶过剩存有戒心,不敢放手生产。但到了1942年秋,他们的政府领袖说服了他们,他们必须成为全世界粮食的供应者。于是他们又着手生产粮食,收成比之过去最高产量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上述的那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大萧条期间,发明家、化学师、工程师和农艺师都已发明了新肥料,高产种子,杀虫药和新的农业机械。这种种科学技术,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战争迫使大家通力合作: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经理和国家官员都在群策群力,不但对战时各种问题,而且对战后世界的棘手问题也要找到立即见效的解决办法。三十年代没有加以利用的发明创造,现在却对战争作出了贡献。象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副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那样有经营管理天才的青年人就认为,象雷达、预制构件建筑的房屋、冷藏食物、柴油机以及原油的催化分裂蒸馏等等,到了和平年代,必然会使人们生活更为富裕。战时繁荣已为大规模的市场奠定了基础,显然,胜利之后,这种大规模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战争期间,肯定地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启发,使各方面受到激励。总的说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在战争期间发展非常迅速,就有如在温室里培育的植物一样。”
这种生产奇迹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深远影响在三十年之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社会的平等。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的标准,已经不再起作用。以前财富、阶级、年龄,种族、性别以及家庭出身等等,现在都己不再是使人本能地发生敬重的因素。从前人们由于“出身”受到尊敬;现在战争带来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谓“人身平等”,把这种传统破坏无遗。星星监狱再也不会把象理查德·惠特尼那样的人视为贵宾。甚至靠事业成就而取得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曾经对美国解放生产力作出贡献,开辟了科学技术新纪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很快就被人们称之为“书呆子”了。
这并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社会大变革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在酝酿成熟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年代、大萧条以及后来的冷战和核弹头威胁的阴影下,所有的政府领袖都无能为力,这种种因素都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从国旗到十字架,从白官里的总统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这样,从珍珠港到日本投降之间的岁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人人都一视同仁,阶级界线已经不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战争把经济力量转移到那些本来是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在战争未带来繁荣之前,美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战后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商品要找人。下层阶级变得富裕,那是因为四十年代初期所攒的工资。同时,大手大脚花钱被认为是不爱国,而且物资缺乏,政府又采取种种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措施,人们也不想拚命花钱。但是,银行存款不断增多,经济学家也为此担心。到1943年夏,财政部估计美国人在国内已储蓄了约七百亿元的现款、支票帐户存款以及可兑为现款的战时公债。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药”。考虑到它后来对美国生活的性质和特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说法也并不是过甚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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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还未稳操胜券之前,这些考虑让步于当务之急。轴心国还未打败,就去盘算和平时期所面临种种难题,那未免过于冒失,甚至是危险的。1942年政府曾建议由全国资源规划局负责,研究战后问题。可是国会把这个局撤销了。这个建议也被扼杀了。总统很多时候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在1943年12月28日一次记者招待会后,他就曾对逗留未走的一位记者说,他对“新政”这个提法感到腻了。他说十年之前,“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的事故。”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一位矫形外科专家”。
社论作家们听了如获至宝。《时代》周刊在题为“新政病逝”一文中写道:“新政,年仅十岁,在长期患病以后,终于病故。死因营养不良和被人废弃。新政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时出生,出世后四年内身体健康。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点。后患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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