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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年3月间，据当时流传全国的一则传说，有个女人在公共汽车上大声说：“现在可好啦！我丈夫的工作从来没有那么好的，挣钱比以前多。所以我倒希望战争再打下去。”这时另外一个女人站起来迎面给她一个耳光，气冲冲地说：“这一下是为我死在珍珠港的孩子打的，而这一下”……接着又是啪的一声——“是为我在巴丹的孩子打的。”

这个传说看来有点不足为信（哪里会有个母亲有个儿子在瓦胡岛又有一个在吕宋岛呢？）。可是它既然广泛流传，这就说明它反映了战时美国的一些情况。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故争繁荣的确是发财走运的好机会，大萧条时期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但是他们感到问心有愧，不过当然不是惭愧到连钱都不想要了——这样未免要求过高，违反人性，而且对前方作战部队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惭愧到也想做些有益的事，比如帮助收集废铁，购买战时公债，参加民防队服务，或者偶然遇见一个孤独的士兵，就请他喝怀酒。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大变革。这场战争光从它的规模来说，就必然会使美国大大改观。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纽约每日新闻》真的认为：美国士兵之所以在打仗，就是“为了要回来看球赛，为了要让汽车的油箱装满汽油。”至于美国士兵们，有时却以为他们在打仗是为了亲爱的妈妈和爱吃的苹果馅饼。但历史并不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那么容易地如愿以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历了美国在1941－1945年那样剧烈的变化以后还是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国内战场实际上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两性关系，社会各阶级关系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美国大兵，到处也有离开家庭当工人的女人。她们再也不会和战前一样了。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捉襟见肘，而现在有了大量的游资。1942年，华盛顿每天支出三亿元，这些钱就到了男男女女的钱包里。1945年战争结束，战争总开支估计达二千四百五十亿元。这个数字，比之美国从1789年到1940年各年度预算的总和还要大，而这段期间，美国还应付了五次战争。193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就是说美国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总值是九百一十亿元。而在1945年，则高达二千一百五十亿元。生产总值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失业本来是个顽固的肿瘤，到了1940年还有八百万。现在这个肿瘤消失了。就业人数已从四千五百万增加到六千六百万，其中五百多万是妇女。保罗·布尼安【保罗·布尼安：美国西北伐木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伐木巨人，能用一把斧创造奇迹。——译者】回来了。美国人原来在股票市场崩溃以前固有的自信心又恢复了。1943年公司的利润，就超过1929年。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叫嚷说：“美国人已不可救药，他们只能一再依靠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大言不惭，说每天差不多生产一千架飞机和坦克，可是要用这些武器的时候，他们又没有了，结果，他们一再挨揍。”这种讲法是没头脑的，甚至是可笑的。美国能派出一支一千二百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可怕的帝国作战。又能建立一支比敌人和盟国的海军加起来还要大的海军，与此同时，民用开支又比1939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样一个国家确实是使人感到有些不解的。这种现象使有些评论员们感到困惑。“我们生活轻松，比较舒适，完全有保障”，爱德华·R·歇罗说：“这次战争开始以来，生活水平还能提高的，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整个欧洲都已弄得筋疲力竭，而我们却没有。”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战事反而好了，就告诫人们说：“如果说困难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那么舒适也会有影响的。”

《时代》周刊大肆宣扬说，“美国骤然富起来了——似乎全国各地一下子都富起来。”但是，真正发财的美国人并不多。经营有术的大公司把许多小生意挤垮，这是事实。但是从税收情况看，战争繁荣的真正受惠者是在大萧条时期全无积蓄，或者积蓄很少的小家庭。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有计划安排好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性。有二十世纪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著名作家。——译者】之称的D。W。布罗根，向其他欧洲人解释说，他们的新盟国对战争的看法和他们不同。“对美国人说来，战争是一种买卖，不是艺术。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