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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言少语的张启福，种几分薄田，家贫如洗，没有能力打官司。张家是当地大户，同族张陵昭咽不下这口气，让族人凑集费用，叫张启福大胆抬尸进城告状，并请律师涂瑗申诉。尸首停东门外灰包上。

胡寿礼见事不妙，早已进城托县三青团首领邹岱儒转嘱李伯中从中庇护，首席检查官李伯中本是三青团员。李伯中派了一个检察官草草相验，说是无伤，不再做进一步的处理。涂瑗受张启福的委托，具状指明刘巧妹遍体鳞伤，两奶红肿，颈下索痕甚深，显非自杀，要求复验，缉凶法办。检查处对此不予理睬。更奇怪的是：当天中午，李伯中派了一个姓罗的检察官来，要涂瑗令张启福收尸回家，言外之意，还指责涂瑗怂恿闹事。涂瑗说：“人有良心，事有公理，我有义务与人申诉，无权力叫人埋冤。”李伯中不得已，转请县长张孟才支援。

张孟才想了解案情，到检察处要查阅卷宗。李伯中担心暴露真相，宣称案件属于普通刑事案，县府无权管辖，只请派兵维持秩序，保护法院，并勒令张家抬尸离城就行了。原来李伯中到任不久，即撤换了大批职员、法警，这中间有张孟才原先安插的关系户，张、李之间早有隔阂。但张身为县长，不问又怕被人指责，牵连自己，只好出城查看，假作安抚。群众见张县长到来，齐声高呼：“请县长为刘巧妹伸冤！”

说了一通安慰的话，张孟才命人买了副便宜棺材，嘱暂行装殓，听候法院处理。

胡家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地窖里挖出5000块大洋，连夜送到李伯中家中。李伯中对刘巧妹之死就不再表任何态度。最后，法院还是判定刘巧妹自杀身亡。

农民张国四，佃胡寿云10石田耕种，因连年歉收，早被胡家逼得喘不过气来。胡家屡次夺佃不成，总想借机陷害。1944年暑天，正逢荒月。张国四忍不住饥饿，到胡家竹林砍几个笋子充饥，并叫媳妇杨华萍在林外放哨。不料杨华萍贪玩疏忽，忘了放哨，张国四被胡家发觉抓住，罚了一石稻谷。张国四没有现成稻谷，只好写下欠条。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黑手高悬（17）

偷鸡不成，反而丢了一头猪。羞惭之余，张国四狠狠责打杨华萍。杨华萍对这种贫困的生活早就厌倦了，就在当夜离家逃走。

几天以后，村边山上发现一个连滑杆一起丢弃的女尸。胡家认为机会已到，便勾串杨华萍娘家一个无赖女人，出头控告张国四杀死媳妇，弃尸村边山上。胡家出来作证，硬说曾亲耳听到杨华萍惨叫，看见杨华萍被张国四用尖竹担杀死。县法院检察处立将张国四父子逮捕监禁。胡家乘机将张国四家剩余粮食衣物一并搜去，搬出坛坛罐罐，另招新佃入住。

案移刑庭后，推事廖子常亲去勘验，受到胡家的热情留宿款待。当夜，胡家送给廖子常50块大洋。勘验结果，自然认定张国四罪证确凿。开庭审讯时，指定了一名义务辩护律师。这名律师查阅卷宗，验单上只说尸首腐烂，无从辨认，腹部有尖竹担致命伤痕。究竟尸身长短、面貌、衣、履、服饰，有何特征足以证实就是杨华萍，一点也未加以说明。更为突出的是：传案法警当庭证明，死者坟前尚有人烧钱化纸。律师不禁质问：张国四父子都在牢中，谁去烧纸？

廖推事毫不理睬律师的辩护，悍然宣布判处国张国四无期徒刑，他的儿子判处徒刑12年。法警王荣庭也气愤不过：“我们传案时听说打死的是另一家人的媳妇，真死的无人伸冤，无罪的判了重刑，真不像话。”律师也觉得太荒唐，当即捐钱6角，买状纸一张，代张国四上诉。

案移长沙高等法院，问来问去，毫无头绪。迁延到了次年3月，张国四接济无人，早已拖得瘦骨如柴，病势沉重。每当在院外（当时法院躲避日军空袭迁在乡间）候审，围观的人也为他悲伤流泪。有一天，突然遇到一个过路人，问及案情，惊讶地说：“我知道这个女人在常德某家帮人。”法院才派人到常德把杨华萍找回，宣布张家父子无罪释放。但张国四已病死在狱中，他的儿子回乡后，又被胡家兄弟使坏，拉充壮丁，最后下落不明。

农民罗达孝，佃寡妇罗胡氏谷田6石耕种。1947年旧历九月，罗胡氏将6石田产凭中立契出卖给罗达孝，已收清价款。当时乡间农民进城完税，人地两生，常受税务人员的刁难勒索。胡寿礼见缝插针，问罗达孝有没有完税？罗达孝说：“还没有呢。听说那些办税的不好说话？”胡寿礼说：“这有什么难的，过几天我要进城开会，替你上了就是。”

罗达孝信以为真，忙筹足税款连同新契一起交给了胡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