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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加严重的地步。现将孙衷文对这个问题的回忆，摘录几条如下：

“我在被带到湖边地委（注：事实这时湖边地委已不存在）的第二天就遭审讯。审讯人王须仁、王凤鸣、白子明，当时他们三人主要是失有白子明出面恐吓和诈逼，二王就一面吓虎一面用刑，当场还有一批武装保卫人员，帮助施刑。白子明一上来就肯定说：我是被常俊亭拉进托派组织的，要我立即招供。白子明这样首先出面，对我精神压力很大。马上在我思想上引起了混乱．他不仅是党的负责人，而且对我很了解，从地下党就在一起工作过。据了解，白子明、孙衷文二人在济南“乡师”时就是同学，在学生时代都入了党．在一个党组织中过生活，后又一起在地下党的济南市委工作。抗战爆发后，又一起到鲁西南组织工委，后又一起参加了苏鲁豫特委，都在一起工作，而且关系也较密切。这时白子明也来这样审讯他，使他思想发生了极大的混乱，是很自然的。他回忆说：“我当时相信他不会是敌人，我想这是怎么搞的？是不是有很多党员干部确实有了问题？只有我才是无故牵连，如果那样，那就是党冤枉了我。既然党内大批的人有问题，我个人也难以洗刷。当时又根本不允许申辨。立即动刑，我心里明白的是：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参加过什么托派组织。他们第一次动刑是掉起来压杠子，我顶住没有说出什么，第二次又用一大把香烧和熏脸，我还是顶住没说，第三次王须仁就把我捆在凳子上，往鼻子里灌凉水，一面灌一边就逼问“承认不承谢”“是不是”？当时旁边有专人给他递壶，一壶一壶毫不间断，弄得我支持不住，而且根本喘不过气来，白子明又在旁边直喊：声言他们情况都掌握了，叫我不要再对党顽抗。说王文彬、张如都供认了，用些党的语言来瓦解我的意志。我当时确实丧失了顶住信心。认为其他人既然都供啦，我自己硬顶也没有多少用处，我就承认了一声“是”，可是王须仁仍不松刑，一面继续灌水一面继续指名逼供问马宵鹏是不是？王文彬、张如是不是？山东分局有谁，郭子化是不是？当时我想马宵鹏已死，承认他没有关系，王文彬、张如据白子明说自己都供啦，我也就应了是，郭子化是他们先指的名，我也应了是。当时认为个人的死，这是注定了的，因为我参加过肃反的第—个阶段，反正只要审讯的人认定为是托派就得杀，象马宵鹏那样的根本没有承认的固然要杀，象朱华那样承认了的，而且乱供了一套也是杀。自己承认了、在审讯人来说更多了一层根据更要杀。我又不是—般的干部，更难幸免。

在当时来说，死的关也比较好过些，反正不是—枪就是—从刀，难还是刑法的折磨还没个头，我当时—个个人主义的念头上来了，反正是死，反供也是此，不反供也是死，别人咬了我党的负责人也冤了我，我又何受那个苦呢？这时根本不想到对党的影响，似乎这一切自己都无法负责了。

孙衷文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根据自己过去所了解的其他人所供的情况，就在此基础上综合了一番，编造了较完整的一套。首先供出了一个“共产主义大同盟”。（托派名称）华东局里组织而且编了一委托派华东局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青年部长等人的名单。又编造了一个在‘托派”领导下苏鲁豫区省委，说“托派”省委书记就是马宵鹏，组织兼青年部长孙衷文，宣传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妇女部长常俊亭，农民部长苗宗屏等人，接着又说在“托派”省委下又有丰县、单县、金乡、鱼台、沛县等五个特委。

各特委又是各有一套组织和负责人，又说在“托派”特委下又有县委和区委，他编的这一套牵连到数十人之多，当然，其中大分已经部分被捕，但也有被捕的。王须仁、王凤鸣为炫耀“肃托”的“显赫战果”在谷亭召开反托公审大会，把孙衷托到台上，逼使他按照原来的口供交待“托派”的组织和罪行。

孙衷文在后采的回忆中说：‘这样做对党的恶劣影响我是知道的，不过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他们三个人（即王、王、白）的责任，首先不讲理的是他们三个人，而他们又是依靠党所给的权和枪不讲理。我要讲理他们又一句也不听，其实我想的这些是一面之情理，根本就没有好好问一问，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党员？是不是党的负责人？你受过党的教训没有？你自己有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和真理的义务？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实事和真理，阻力特别大些，但是这种要求是不能没有的。我那时不负责任做了错事，给党造成了损失，事实上助长了当时“肃托”的扩大化，这时一个沉痛的教训。关于他们三个人欠的帐，那是他们的事。

孙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