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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人，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李贽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对张居正的评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件。张居正为何不能容忍何心隐？乃至要杀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隐？李贽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何心隐以陆王心学传人自居，当时整个湖广地区私立书院很多，是传统陆王心学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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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宰相之杰”的争论（3）

当其时也，官学的学生学习的是程朱理学，私立书院讲授的是陆王心学。两种思想互相激荡，甚至尖锐对立。张居正对程朱理学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拣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对何心隐。他觉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的教育，由于传统文化遭到无情的解构，一些诸如理想、尊严、道德等固有的观念为年轻人所不齿，而大肆崇尚西方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张居正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当时的讲学之风也深为忧虑，他害怕所有的青少年变成崇尚空谈的清流，因此断然下令关闭全国众多的私立书院。这样做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的万历新政服务。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对这一点，作为思想家的李贽没有对张居正的做法提出任何批评，反而说张居正与何心隐“二者皆吾师也”。可见李贽对张居正的政治功绩是肯定的。

第三个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张居正亲自推荐给神宗当老师的。神宗也非常信任于慎行，张居正死后，还让他入阁当了辅臣。宦官张诚与平反复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神宗的派遣气势汹汹去江陵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写信要丘橓别把事情做绝了。这封信的大意是：当张居正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满朝没一个人敢说他的坏话。现在他人亡政息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好话。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要肯定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就，并希望停止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当时传播极广，许多正直的官员都佩服于慎行的勇气。于慎行有君子之风，尽管张居正当权时赏识他，他也从不登门拜访。他不登门，张居正也并没有因此打压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健康。虽然于慎行对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与为人也不全赞同，但却在张居正遭受迫害最厉害的时候仗义执言。神宗后来即时停止了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起到一定的作用。

以上三个例子说明，研究历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还应该研究同时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对张居正的评价比《明史》更为可靠。我觉得张居正担当“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对人的评价标准，历来都是把道德评判放在第一位，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可以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惟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要看他执政期间的作为，是不是有功于社稷，有利于人民。“富国强兵，尊主庇民”八个字，构成张居正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是站得住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评价一个政治家的首要标准应是事功

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有六大政治家，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都在里头。这个评价不低。纵观前人著述，对张居正评价最到位的是熊十力先生。他说，自春秋以降，直至今日没有一个人超过张居正。熊十力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50年，在那个年头说这样的话，可谓犯了大忌。

熊十力对张居正这位荆州先贤的评价很高，但他对张的认识也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认为张居正是优秀的政治家，但晚节不保。第二阶段，他也认为张居正使用了不应该由自己使用的权力，有权臣之嫌。同时他又肯定，张居正使用这些权力为社稷与老百姓谋了不少福祉。第三阶段，熊十力认为张居正并没有越权行政，因为管理国家的权力，本身就应该属于宰相，他只不过做了中国第一人。

熊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