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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上京属于前者,而丽江则属于后者。
丽江位于云南西北部,距昆明约一千两百余里。关于这座城市的建设时期,各类史书中均没有确切的记载。在唐朝时,丽江曾称丽水,但那并不是指一座城,而是指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大约六百平方公里区域。这是纳西古国的版图。那时的纳西王,显然还没有一座像样的城堡。据《云南通志》记载:古时这一片区域只有一个土官衙门,设在通安,在现在的丽江城东面三里。忽必烈革囊渡江来到这里,丽江城还不存在。《丽江府志略》记载,丽江县的设置是在阿甲阿得归顺朱明王朝的1382年。由此推断,丽江城的建造不会早于洪武十五年。两年后,朱元璋又给已更名为木得的阿甲阿得颁旨:
朕设爵任贤,悬赏待功,黜陟予夺,俱有成宪。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乃者命将入黔中,土官木得,世守铜川,量力审势,率先来归;复能供我刍饷,从我大兵,削平邓川三营之地;献岁之初,万里来贡。似兹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顺大夫、丽江府知府。
从这道圣旨推知,木得已完全服从了中央政权的领导,他不再是纳西王而是帝国官员系列中的一名知府,所不同的是,他的知府职位可以世袭。应该说,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是朱元璋采取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即“惟蛮夷土官,不改其旧,所以顺俗施化,因人授政”。这短短几句话,细究起来,可谓内容丰富:不改其旧,就是给予民族自治的优惠政策;顺俗施化,就是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施以教化,让其学习中原文明;因人授政,则表明了中央政权的原则和立场,被任命的土官,必须与朝廷同心同德,否则,给授的官职不但可以收回,而且还必须接受处罚。这方面的例子,在明朝并不在少数。如洪武二十五年,建昌卫(今西昌)土司月鲁帖木儿造反,想脱离王朝独立,柏兴州土酋贾哈刺跟着起哄。官军立刻前往围剿,两人皆被诛杀。两处的世袭土官也从此革除,改任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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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羁縻与因俗施化:明朝的少数民族政策
在总结前朝民族政策的得失而建立起来的明代土司制度,可谓完备。《明史·土司传》明载:“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
我认为,这段论述并没有朱元璋给木得的第二道圣旨那样雍容大度。作为民族政策,“然其道在于羁縻”与“因俗施化”这两句话有着质的不同。前者立足于控,而后者着意于导。控字当头,彰显的是武力;导字当头,提倡的是文明。作为大一统的国家,中央政权没有威严不行,但一味地杀气腾腾,对反抗者只会镇压而让其威服。恩威并济,则是朱元璋民族政策的两手。
在整个明朝,木氏家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一直良性地发展。按《纳西族史》的说法:“明王朝依靠木氏土司加强了对滇西北的统治;木氏土司也在明王朝支持下,不但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造就了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朱明王朝对忠于中央政权的木氏家族,的确呵护有加、优渥礼遇。终明一朝,见之于记录的赏赐有二十八次之多。1383年,阿得刚一归顺,朱元璋就亲笔题写“诚心报国”四字,制成金腰带赐给他。阿得投桃报李,多次带领自己领导的“义兵”协助官军前往围剿反抗朝廷的另外一些少数民族部落。
研究丽江在整个明朝的发展情况,与其说是“羁縻”手段的作用,倒不如说是“因俗施化”的政策导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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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天堂的要求建造的城市
今年的八月末,我曾对丽江古城有过一次短暂的访问。一出机场,便看到机场停车坪外矗立的一块巨型广告牌,上面绘有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大幅画像。丽江市政府着力宣传张先生执导的大型山水歌舞剧《丽水金沙》。同样的广告牌,在丽江市内,我也见到。看来,丽江市政府希望借此来提高这座古城的知名度。这种做法虽是善意的,却不见得妥当。因为丽江已不需要作任何的宣传,古城里早已人满为患了。
丽江古城地处滇西北高原,海拔有二千四百米,是一座典型的高原城市,或者说,它是一座高原的水城。同家家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