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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之计，只有采取中医疗法，治本为主。主要手段是以下三种：

第一，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具体而言，即放开资源价格、征收环境污染税，以市场化的定价体制为依托，改变中国依靠廉价资源成为世界低质低价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只要以市场价格为上，流动性过剩自然被紧缩。

第二，进行全面的税费体制改革。我国曾在东北、中部等省份进行的增值税改革试点，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全国税收规则，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最终还得回归到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的正途。

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物业税的方式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可以放手进行土地改革，改变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的窘境。但物业税是个一碰就痛的社会创口，牵涉到太多的利益，试问哪个阶层坐拥房产最多？可以想象，在房地产市场正常化之前物业税绝对不可能征收，但不迈过这道坎，房地产市场就无法步入正常状态。征收消费税势所必行，此举不仅能使所有企业获得一视同仁的公平待遇，国际上不再出现出口退税导致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误解，还能够避免行政主管方在征税与退税支付双重行政成本。征收消费税的另一个好处是，从政府到企业都将以消费者利益为生产的风向标，抛弃不惜破坏环境获得GDP与税收的增长的发展模式，很简单，只有消费者购买了产品，政府才能得到消费税。各地的商业环境将大为好转，从生产者至上转变为消费者至上，地方政府会从招商引资的主体、从可笑的政府公司主体、从荒唐的土地敛财转变到以提供公共产品、改变生产与消费环境、从民众的衣食住行入手，来增加地方的公共财政收入，建立消费社会、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为主体的社会。也因此，地方消费环境的破坏者，将成为地方政府与消费者的“公敌”。以GDP至上并非中国人的鼠目寸光，而由错误的税收激励机制所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政府与企业都不会违背太史公的遗训。

第三，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已经在农村医疗、城镇低保家庭方面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增加教育、医疗与失业保障的支出，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大大提高，中国的GDP有可能下降，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内需经济基础将由此奠定。即便政府没有那么强大的财力，但让中国的教育经费与非洲经济欠发达国家为伍，重视高等教育超过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全球GDP第三的国家来说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试想一下，如果煤矿工人的人身意外赔偿金达到30万元而不是现在的两三万元，还会出现那么多的事故吗？工厂还会如此扩张产能吗？

采取上述三点改革举措，所谓的中国流动性过剩就会显示出流动性不足的本来面目。既然社会资源主要流向了大企业，进行公平的财富分配、创造公平的创富环境就成为目前的经济路径之下重要的路径，如此，才能达成经济结构平衡，缓解流动性过剩也就不再成为维系经济健康的唯一举措。简单地以流动性过剩来统括所有的经济问题，即便不是不负责任，也是一种思想的懈怠。以经济政策影响货币政策使我国的货币政策缺少前瞻性，而以货币政策取代经济政策同样会让我们忽视经济问题的本质，酿成更深的失衡问题。

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1）

无论是建立公共财政、税收改革、还是建立保障机制，都是政府之责，社会各界呼声主要指向政府，而政府视民为子的大包大揽，加剧了全民依赖心理。心理依赖与行政管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每次宏观调控、每次经济救灾都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原因无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数万亿元人民币资金主要由政府支配，土地、能源无不掌握在政府之手—国家经济主义，这是一条中国市场人士必须直面的坚固路径。

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曾说，中国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1998年宏观调控的起因是亚洲金融风暴造成了消费市场的低迷，中央政府通过启动房地产市场，激活了内需，并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繁荣；2004年，则因为上游产业出现了投资过热景象，决策层进行了选择性的惩罚，将进入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民营企业一一逼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