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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从头到尾改了三遍。四个译者中三个是留学日本的，还懂英语。王选改的时候是对照英文版和日文版一起改，三国语言一起弄。这部书，不熟悉细菌战的人还翻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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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学术上的后援（2）

“我的弟媳每天帮我把修改得面目全非的译稿送到打字店，然后再取回来，我再在上面改一遍，然后再由她送下去。打字费都要比稿费多得多。”王选说。

2000年10月，书总算出来了。但是出版社原来准备媒体宣传报道，但临时又变了，一大堆的海报就那样扔在出版社的地板上。一位译者要稿费，不要书，于是王选就自己掏腰包，把稿费给他。因为出版社只给了王选一大堆书。

不过王选觉得自己总算有了一个关于细菌战历史的文本了，她在向世界说的时候，有了精神的扶持和依靠，有了学术上的后盾，不用自己全部从头说了，也可以不用担心别人怀疑她所说的真实性了。接下来，王选就是背着大袋书，提着大箱书，到处去讲，把书送给别人。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跑。所有见王选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一个小个子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包，手里拖着两个包，包比人大。

“今天在东京召开了一个‘战后60年’与被害者一起清算日本过去的国际###。　”王选写邮件向张连红说，“韩国来了两个议员，台湾两个，菲律宾一个，日本四个。中国当然一个也没有。我是不去也得去。在日华人当然也是一个没有。各国都是NGO的身份，只有中国没有。各国都有基金，唯独中国没有。我自知不算是什么东西，但为了中国的受害者，也只有混到有东西正式出来为止。韩国已经通过受害调查法，连菲律宾国会，都在市民团体的强烈要求下，对慰安妇采取救济措施。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精英一讲中日历史问题就是国家关系，或者似是而非的什么主义，几乎不提受害者。连愤青都尽管把受害者扔在脑后，痛痛快快上街游行喊口号。上回我在南京大学给学生演讲后，居然还有学生愤愤不平地问我：你说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人，那为什么要搞历史调查呢？”

什么都没有。没有同道，没有身份，没有基金，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王选注定孤独。

“如此快速的脑子，如此纤细的感官，如此敏感的神经，如此简单的头脑，如此单纯的性格，如此急躁的品性，这样的人，本来活在世上就累，再如此波起浪涌，我要是不‘铁’着，哪里撑得住？早就散成细沙，随风而去，悄然入荒漠了。十年一场官司，许多衣服顾不上穿，连看一眼的功夫和心思也没有。现在翻出来，真有‘天上一日，世上千年’的感觉。”王选说。

“我劝王选不要做职业革命家。”记者在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总编辑荣维木时，这位和王选来往多年的学者说，“我多次这样劝王选：生活是生活，事业是事业，不能把细菌战搅进自己的生活。”这位年长的学者，说话的节奏很慢，但作为旁观者，他对王选的生活不可谓了解得不深。职业革命家意味着对自我的完全放弃，对生活的完全放弃，完全的牺牲和献身。

王选的丈夫说王选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说：“别人也爱国，也搞细菌战，但人家是8小时的，或者10小时，再厉害的加加班也就是12小时。但王选永远是24小时，除了细菌战，她没有别的生活。……我是中国人，也认同这件事，但认同不等于是百分之百，认同并不意味着把生活的全部都搭上。”

王选在她一生中最黄金时期投入到细菌战的诉讼与调查中，长期浸淫于极端的情感当中，对王选来说是件残酷的事。但王选的命运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在这场21世纪初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当中，王选没有退路。“她从一个具有民族感情的学者，已经成为维护人类和平的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她就是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何必会说。

在王选的家里，有一盆花开得很茂盛，是一种并不名贵的草花，开出白色和淡紫色的喇叭花，花开了满满一盆，王选把它摆在客厅中央。

王选的丈夫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盆花，他说：“她总是开得很努力。”在记者听来，这是一句双关语，一半说花，一半是说站在花旁的王选的。“的确，她做任何事情都特别的努力。”

一句简单的话说尽王选。这样的话，只有和王选如此亲近如此熟悉的人才能轻描淡写地说出来。

活生生地被塑造成坚强（1）

2005年5月16日下午，上海梅陇车站。王选一大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