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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起色。但就整体而言，与抗日战争史中其他课题研究相比，还相当薄弱。国家图书馆能够查阅的文献资料，也只有十余种。

而日本、美国的研究要比中国早且深入。但日本、美国对有关日军细菌战的资料（如部队配置；试验方案、数据；实施细菌战的原始记录等）未予公开又使历史真相迷雾重重。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如果有；也只是在如东史郎那样的退役军官、士兵那里。”

王选每次国外回来，总是拖着两个沉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资料。她说她内心很苦，苦的是没有同行者。“其实，中国的学者是可以通过向国家申请经费去研究的。”王选说。而王选的花费都来自于自己，那是有限的。

王选的细菌战诉讼没有中国学界的后援，在历史方面、法律方面她都需要支持，但所能得到的很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始终是一个人，历史的真相需要她亲自去调查，没有人可以给她支援“更多的炮弹”。

并不是没有人想帮王选，但常常是除了道义上的支持外，实际帮不上。细菌战有太多的真相没有搞清楚，它涉及到中国20多个省，这需要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去做，要组织这样的一支队伍就需要钱。

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评价王选是梁启超所说的“少年中国”，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闻黎明说王选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脊梁。

但是王选说她已经累到骨髓里去了。

王选已经不是少年，从四十多岁已经步入五十岁。一个人最黄金的时期已经到了尾声。“一个人的身体是有个极限的，王选的工作是超负荷的，单枪匹马，面对的是日本政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政府，力量太悬殊了。”何必会说。

王选的孤单是中国民间力量的孤单，他们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们发出声音需要更大的力气和勇气。

一个大学生给王选来信：

王选老师您好！

以前看你的信，在你所叙述的那妙趣横生的故事背后，第一个感觉是，你承受了别人都无法想象的艰辛，忍受着凄苦与精神的寂寞。而你的心地是慈善又美好的，你把那些艰难都用你美好的心过滤了一遍，苦的都过滤了，说出来的是有趣中带着丝丝甜味。但你绝不会向别人诉说你的艰辛，你品性如此．

说实话，自从张纯如死后，我一直担心你，不是担心其他，是担心你的心很累。每次看你精神很好，精力充沛，平常也从没听你说过苦啊什么的，差点以为你真的不累。现在听你说累到骨髓里了，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或许应该注意心里的健康，把心里的累说出来，释放出来，这样有利于你的健康！

张华星 23　May　2005　23：53：42

王选回信说：

举一件事为例，你也许会明白疲劳是哪里来的。

1998　年　9　月　，我妈、弟弟、弟媳三人帮我把几乎彻夜完成的介绍原告团活动和诉讼的资料　80　份复印装订好，我就背着上飞机去长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为了给原告团和诉讼搞“营销”，所有的费用当然都是自己的，还缴了　100　美金会费。那时候　100　美金比现在多多了。为了履行民主程序，我把资料如数从旅馆全部传真给常德。

在那里第三次遇到哈里斯，前两次在美国。他告诉我：“吉林人民出版社说：‘《死亡工厂》中文本出版了，日本人就不来投资了。’所以书不能出。”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谢尔顿·哈里斯的《死亡工厂》是一本全面揭露细菌战和美国日本联合掩盖细菌战的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日本也翻译了这本书。王选在日本找人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愿意来做的人很难找。后来徐兵最早承担了翻译工作，刘惠明也被强拉了进来。有一段时间刘惠明身体不好，想退出，是被王选逼着坚持了下来。

翻译工作进行了半年多，最终这本书在国内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揭露日本细菌战最深入、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一本书。

“哈里斯还是写得很客观。记得我当时翻译这本书里的悲惨的事的时候，沮丧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些被关押用来做实验的中国俘虏的故事，总是让我痛苦无比，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无边无际的茫然的水面上的折叠的纸船。”王选说。

2000年初，经上海学者介绍了一家出版社，终于愿意出了。徐兵翻三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