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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反右倾以后，人们心里的余悸震荡未已，像这一类的事，少说为佳。我劝阿董不要多谈这种无聊闲话，尤其是在外面。我所知的江青的胸襟是极狭隘的，前祸未清，不要再惹新祸了。

有一次在一起闲谈。潘汉年说：“阿董是最冤枉了，我犯了错误，关她什么事，她却也陪坐了几年牢狱，算什么名堂！”

革命冲洗掉这位大资产阶级小姐的铅华，自从投入党的怀抱以后，她永远是那样质朴、纯真。她说：“有人劝我和潘汉年离婚，就可以恢复党籍、职位。”她冷笑了一下：“为了荣华？　为了富贵？　我连生命也视若等闲了。”这么多年了，阿董的浓厚的广东口音还是没有改造好。

孙师毅坐在远远的地方插了一句话：“阿董，你是嫁错老公罚坐监，罪有应得，何冤之有，哈……”

人们说潘汉年是一个传奇性人物。董慧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香港一个大银行家的继承人之一，从年轻时在北平当学生参加“一二·　九运动”之后，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抗日战争开始后，她从延安到

上海、香港。她回到“老家”，又打扮成原先的“小姐”，但她实际上却在掌管地下党的经费开支，而形式上则是她父亲的银行中一名兢兢业业的女职员。同时通过她广泛的社会关系，潘的一包包“小东西”从香港总行带到上海分行，还有一些取保、证明等等，她做的是许多掩护工作。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她再一次到香港时，这时她更是一个不露面的机要工作人员。潘每天在外活动，坐咖啡室，她从不参加。连潘去参加接管接收上海工作，她也不送行。

解放后，她在上海是副市长夫人，也是一个高级干部——市委的副处长，但这对夫妇的平易近人一如往昔，阿董还在上下班前后帮助行走不便的邻居老太太买菜。

我总认为潘、董被“释放”这件值得高兴的事应该告诉夏衍、胡愈之他们。潘坚持不可，他认为他去看他们或者他们来看他，都是不好的。后来我毕竟还是悄悄地告诉了他们，我又在上海告诉了于伶，他们都曾和他长时期共同为革命做过不可泯灭的贡献，我怎能不同他们共享欢乐呢？孙师毅有一次来我家时，恰巧遇到潘，孙也邀请他们去他的家。

三年的天灾人祸尚未完全康复，但我们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一九六五年，我下农村工作一年，他们继续做孙师毅家的常客。他在郊外的那个“小别墅”，虽然空气清新，但环境冷漠，他更多需要的是友情的温暖。

七、浩劫

接着，大###开始了。我被召回原单位参加运动，立即转入集训班，门卫有驻军把守。

“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前进，被挖掘出来的“叛徒”、“特务”　满坑满谷，全国热火朝天，烟尘滚滚。

我从农村回来快一年了，一直没有潘、董他们的消息。妻总是担心他们会不会又被卷进去，我只希望已关了七年的他们能有自然的免疫力。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阿董忽然来了，神色淡漠。她说他们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说完，留下给我和师毅的小孩两盒饼干，就匆匆走了。

小温泉是个休养地，他们进去享福吗？　不，那里附近有座林、江一伙的大监狱。这一次，他们从去处来，又向来处去了。

谁知道匆匆一面竟成永诀。潘，你为什么不来见一面呢？

怕朋友们受株连，我找了几位常来我家的朋友，我问他们：

“你们来我家时没有遇见过潘汉年吧？　”

“我没有给你介绍潘吧？　”

“你们见到屋里有生客就没有留下吧？　”

被问的人，都会心地点点头。

这种说法后来被叫做“反革命串连”。

八、哀思

不久，我们的房子被“勒令”上交，全家扫地出门，去“干校”分住在几个小村“继续革命”。

一个风雨如晦的寒夜，外面朔风怒吼，竹棚被摇震得嘎嘎作响，我点燃了火盆旁的烧残炭火，眼光落在手里潘送给我的打火机上，我又想起了潘和阿董。此刻，你们身在何方？

昨天，有人还在批我“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今天，我说我希望退休，不要占着年轻人的位子，于是，又有人批我想“停船靠岸”了，不革命了。“停船靠岸”，多么诱人的字眼，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果潘也能停船靠岸该多好，我们这一次可以一起上岸了，如此“革命”，不革也罢。岸上不见得没有可以让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