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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而中国要想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必须学习制造外国利器，而要造出先进的外国利器；必须先要引进外国的“制器之器”；并且要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中国人把太多的聪明才智用到章句考证和应付八股文上去了；而一旦要对付西方的坚船利炮；却无一人才；这是中国教育的多么大的浪费和悲剧！

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沿着这个思路；他向清廷提出；应当把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也列入科举的内容；变通一下考试制度；“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让那些在科学技术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也能获得科举的功名；这样不是可以带动全局了吗？　可是那时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改革教育的事情根本还轮不上排进清廷的议事日程。

在一般人眼里；李鸿章的思想也跳越得快了些；连他的铁哥儿们兼老亲家、也是进士的刘秉璋都不同意；上面当然就不会有下文。直到1897年；已经经过甲午战败的清朝政府；终于痛定思痛；下诏决定在科举中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选拔实用人才了；这比李鸿章当年上奏要求“专设一科以取士”；整整晚了三十三年。

1871年9月；由容闳提出的官派幼童留美的动议终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第二年第一批幼童得以从上海起程出国；这是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的结果。原定每年从沿海各省选出三十名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聪慧幼童赴美；连续选派四年；共计一百二十名幼童；先入美国一般学校；再入军事院校或船政院校；连续在美学习十五年；以期学到真本事；回国时正是三十岁上下；正是可以为国效劳的时候。

1872年8月；首批年龄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得以在上海登船赴美。这个破天荒的计划；虽然在十年后因遭到了保守派、反对派的阻挠而告部分中断（已经在大学就读的近六十名学生继续完成学业；而还没有进入大学的幼童；除了在中等学校就读外；就只能在一些专门学校进修一段时间后就返回了）；但毕竟首开官派学生留美的先河；为日后的人才培养创下了范例；何况十年间；还为中国的近代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中有五十多人考入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大学。回国后他们中许多人卓有成就；除了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还有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唐廷枢的侄子），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唐廷枢的儿子），天津轮船招商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寿臣他们中还有不少人回来就职于北洋水师、天津水师学堂、鱼雷学堂、电报学堂；也有些人被送到开平煤矿和天津医院。他们中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外交界。　这项开创性的计划从上层来说；倾注最多心血的是李鸿章；因为曾国藩在第一批幼童尚未出国之前五个月（即1872年3月）就去世了。

此后的一切奏章和矛盾交涉；凡是涉及到上层的；无不由李鸿章一肩担当。他那些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的信函；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关键时刻还惊动了美国总统格兰特。　李鸿章对于上海的格致书院（即上海格致中学）的支持和赞助；也能体现他的中西兼容、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　“格致”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是“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的简化；是说必须穷究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晚清时代的人；把从西方传进来的光学、电学、化学、地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统称为“格致之学”；而格致书院的创办；正符合李鸿章倡导的摆脱旧科举的藩篱；大办“新学”的主张；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　这所书院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及在沪英国人伟烈亚力、傅兰雅、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等人一起创办的、以理工科为主的近代学校；最初的八名校董中中外人士各占一半。

中国人中除了徐寿父子；还有著名实业家唐廷枢和一位清军副将王荣和。1874年；当徐寿写信给李鸿章；请他给予支持时；李鸿章非常高兴地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不仅为之捐款银一千零八十七两；还为学校题写了“格致书院”的横匾。　这所学校是中外合办、亦中亦西的；采用中西结合的方针办学；除了固定的科目；还定期邀请中外著名学者来校讲演自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