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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菜，这绝对不是我想去的地方。”

由此可见，比起休闲对生理功能性需求的满足，中产阶层更为青睐的是其符号性的表意功能，所以他们才会远离“麦当劳化的团队旅游”。乔治·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157～159页。中国中产阶层的标签便在这种区分的“规则”中得以体现，而潜在的道德、文化意识等则进一步构成部分中产阶层成员休闲生活中的合法性规范要素。B8女士为我们举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的例子。“你不能老想着，你这儿打着（高尔夫）球，人家又谈成多少生意了。（问：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多的是。在球场高声打电话，争一两个球，为个球杆打架的，什么人都有！人家都以为这是一个绅士场合，不是的！有一次，一男的，他确实打得特别好，人也特别好，就有一新加坡人，不服气，拿着那好杆儿不让，他就特生气，就拿着那杆儿打人。人就得劝架啊，多危险，那是铁头杆儿啊。（问：高尔夫也会有这样的事儿啊？）那人就好长时间不好意思再来……人也是那种特好的人，平时他也不那样儿……”

按照人们的常识，上例访谈中这个“男的”原本铁定属于中产阶层体系，可他却因为在偶尔的休闲活动中违反了圈里的规范，而失去了继续活动的合法性，行动者本人也因此自惭形秽。可以说，这也是休闲行动中的一个“意外结果”。根据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某一基本框架中已被赋予意义的某种活动，借助‘调子’，便可以在另一个派生框架中获得新的意义……在‘讲规矩’的过程中，规矩体现为某种控制手段，这种体现过程构成其实际运作过程本身的一部分。”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167～168页。因此，纯粹的运动场上的休闲交往也为中产阶层合法性意义上的结构边界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场所，“日常接触的发生过程标志并确定了某种明确的社会‘色彩’或‘氛围’，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对身体、手势、定位过程的反思性监控一般总是被用来创造某种‘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吉登斯，同上，第150～151页。这样一种类似语言学转换规则的符码结构正是中国中产阶层休闲再生产的建构基础，体现出中产阶层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地位诉求特征。G1提及广州的休闲氛围时就愤愤不平：“广州的人，现在许多有钱了就知道吃喝嫖赌呀，也不知道买点书看，买张票去音乐会。这些人富有了，但是没有什么文化品味，不会去欣赏，他愿意一吃就是几百几千，也不愿意去买张二三百块钱的音乐会的门票，以前是没钱，可现在有钱了，只知道物质享受，没有一些精神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广州是文化的沙漠，就是说这些人不知道文化追求。”

相比而言，对时尚的演绎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休闲生活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中的多数人类似于理斯曼的“他人导向型”，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是对新奇事物的追逐与尝试者，而非积极的营造者。中产阶层对保龄球的热衷与舍弃就是一个极为形象的例子。

“以前还常去打保龄，现在很少去了。可能是一阵风吧，有一阵子，大家都去，现在不去了。有时不上班的时候常常打一打网球，就在天河体育中心里的场子，这个有时很贵的，一小时要几十块钱。我自己也是刚刚学的。现在还比较有兴趣，有时间，就会约上几个同事一起去。”“以前是保龄，现在不了，现在主要是羽毛球。大概是1998、1999年的时候，保龄球很热，大家都会去，现在都不太去了。”

前段话出自广州的一名中产男士G7，后面一段则出自深圳的女教师Z11。二人对保龄球的追随与舍弃如出一辙，自然令我们深思。

4�自由型休闲

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反思性监控，中产阶层结构群体才能逐步确立意义的合法性边界，追求真正意义的休闲。北京的B8女士否定了为休闲而休闲的形式主义，强调真心热爱休闲的态度：“我认识的一些人就是一大早，六点钟就去（打球），然后十点钟到办公室，好像还挺忙。（还有的人）像休个假，出去十天半月的，我觉得那不叫休闲，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它特别难说。我觉得就是个态度问题。得是我喜欢做的事，不是说工作特别累，调剂一下。我过去在报社，有人就是下班以后到CBD的草地上走走，二十分钟，我说你还不够吸那废气的。周末是不能打高尔夫的，人特多，就跟塞车一样。本来三个小时就可以打完的，得五六个小时，这很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