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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胜。”

“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君仕虽不显，而世谓百余年来，极山林之乐，获文章之名，盖未有及君也。”（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

如此这般的人抬自捧，膨胀成一个巨无霸式的袁枚，弄得蒋士铨，赵翼这两位明白人，以及文坛、诗坛的一干人众，也被这位老先生所迷惑。就像今天我们被某些泰斗，名流，大师，前辈的泡沫现象唬住，是一样的。其实，列宁说过，市场上嗓子最高，声音最响的小贩，所卖出的货物也最不可靠，这几乎就是绝对真理。凡文坛，凡儒林，凡学界，那些叫得越响的风头人物，其货色也越值得打个问号，如果货真价实，用得着吆喝吗？“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就是所谓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学问在诗外”，不得不借助于鼓吹了。

然而，中国的受众，又是最容易被名气的虚火，声望的假象，光圈的幻觉，冠冕的反光，骗得一楞一楞而魂不符体的。这两位也难能免俗，在结集出版自己的诗作时，竟然不得不亲赴江宁，敦请打心眼里鄙视的袁枚，为之序。很简单，“随园出而独标性灵，天下靡然从之”（《郭麟《灵芬馆诗话》），这是无容置疑的既定事实，蒋、赵也许不很在意他的名牌效应，然而，文坛在意，读者在意，书商更在意，因此这两位先生，也就得捏着鼻子，赶紧到随园给菩萨上供焚香，以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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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3）

那就怪不得袁枚要说几句风凉话了

“心余手持诗集廿集，向余云：‘知交遍海内，作序只托随园。’赵云松观察尝谓予曰：‘我本欲占人间第一流，而无如总作第三人。’盖云松辛巳探花，而于诗只推服心余与随园也。云松才气横绝一代，独王梦楼以为不然。尝谓予曰：‘佛家重正眼法藏，不重神通。心余云松诗专显神通，非正眼法藏，惟随园能兼二义，故我独头低，而两人亦心折也。’”（《随园诗话》）

说到底，文人相轻这个顽症，不论古今，是神仙也治不了的。当着你，倾盖而语，谦和尊崇；背着你，数黄道黑，鄙夷蔑视，乃文坛常见现象，不足为奇。这二位，该不服，还是不服。所以，蒋苕生在《临川梦院本》里讽刺这位学长为一只云中鹤，还算是有所节制。而赵云松在《戏控袁简斋》一文中，对这位老兄，那就更刻薄了。

“早入清华之选，曾膺民社之事，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圈偷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列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佚事斯传，藉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院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都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所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罗织之词，虽曰游戏，亦实录云。”（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文人能够真正心悦诚服于对手者，又有几希？何况袁枚的的确确就是赵翼描写的那种拆白党，打秋风，撒烂污，登徒子好色的行径呢？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里提到：“蒋苕生蝇营獭祭之词，赵云松虎帐蛾眉之檄，同时俊彦，都已窥破此老心肝。”这也代表着时人对随园先生不敢恭维的看法。

中外古今，凡文人，大概无非两类，一是以文学为目的者，一是以文学为手段者。为目的，往往执着追求，弄不好要为文学送掉小命；为手段，懂得圆通，倒常常能以文学谋生存，求发达。袁枚的“云中鹤”也好，“名教罪人”也好，文学不过是老夫子的生存手段罢了。

以文学为手段，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他觉得好就好，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因人而定，因时而定，而且也因地而定，不存在什么心肝或五脏的道德评判问题。眼下那些驰骋文场，冠盖京华的衮衮诸公，其实都是向这位玩文学的前辈努力看齐的。

这些大人先生们，或凭年资，或籍文名，或握舆论，或挟阵地，或拥话语霸权，或具擢拔实力，不也优哉游哉，其乐融融吗？甚至在吃美女作家或文学小女子的豆腐上，也是直追乾隆年间的袁才子，无遑多让呢！不过，当袁枚延请画师作《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老汉已经八十有一，远非这些当代英雄那样能征